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國原有的城市規模劃定標準已經不適應城市發展和管理需要，應根據城鎮化發展新特征新趨勢，重新制定城市規模劃分標準。據統計，在認定標準改變后，1.9萬多個小城鎮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望變成“市”。消息人士透露，此次城市規模劃定標準與之前不同的是，不僅增加對特大城市認定，而且對城市規模認定過程中不再拘泥于城市等級限制，真正依靠市場配置，根據城市所具備的承載力，人口集聚能力等方面進行認定。
標準改變后，中國城市數量會大幅提升。據統計，中國只有658個建成市，而日本雖然占地面積、人口與我國相比相差甚遠，卻有2000余建成市。因此，在認定標準改變后，我國1.9萬多個小城鎮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望改變成“市”。
從“縣”到“市”，一字之差，為何如此趨之若鶩？
雖然縣與市一字之差，但待遇相去甚遠，尤其體現在上級政府的定位上，縣一般以農業為主，市則以工商業或者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為主。
其次，體現在政府部門設置和編制確定上，縣一般涉農部門較多，市則以城市經濟和城市管理部門設置為主；再者，上級政府轉移支付或者專項扶持資金也有差別，縣一般只能用于農業相關領域，而市可以用于城市相關領域。還有，市可以開征并使用城市維護建設稅，而縣不可。
第三、在各地熱衷的招商引資行動上也有影響。市的形象較好，在工商業發展方面與城市建設等方面可以提供較多的優惠政策，有利于吸引較多外來資金，而縣在招商引資中處于邊緣化地位。
當然，在這些看得見的好處背后，還有更多的基于權力自肥的“行政功利”：一是領導更容易受到重視和提拔；二是隨著管理職能的擴大，可以多設一些機構，多一些編制人員，從而可以多安排一些職務和人員；三是水漲船高，所有當地公務員都可以獲得高一等級的行政級別和工資補貼。但另一方面，“行政功利”會增加社會成本，名稱更換帶來的匾牌、公章、公文等的更新，也需要耗費一筆不菲的財政收入。
至于撤縣設區，來自上級的沖動要更大，其可得的好處也較多。一是撤縣設區之后，城市的“餅子”攤大了，各方面的統計數據會更加“好看”；二是撤縣設區也是一個收權和收錢的過程，特別有利于盤活更多的土地資源，獲得更多的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城市建設的開發收益。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一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迭次出現，城市病會繼續蔓延和加重；二是“縣域經濟”活力可能下降。
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加速，一些轄區人口、產業體系等已經完全融入鄰近城市的地方，將撤縣設區；一些人口結構和社會生活形態都已經獨立城市化的地方，將撤縣設市、撤鎮設市，是符合城市和社會發展規律的，體現了我國區域管理建制上的與時俱進，應該鼓勵和提倡。
然而，不能不看到，一些已經撤縣設區、撤縣設市的地方，不少是在還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進行的。雖然“市（區）”的匾牌已經高懸，但產業體系的轉型沒有跟上，領導的管理觀念、管理風格、管理效率也沒有跟上，市民基本的“城市意識”更沒有跟上，導致正能量沒有充分發揮，還帶來了更多新的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研究了大量的縣改市案例，他發現，盡管縣級市相比于縣，財政收入擴張更快，但在創造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方面，以及在教育和衛生等公共服務的指標方面，縣級市都沒有明顯勝過縣。這說明，在民生方面，“縣改市”并沒有帶來明顯的改觀。
大量的縣( 市) 改區，成為大中型城市擴張發展空間、獲取土地的最好辦法。一些本來自身經濟發展較為突出的縣(市)改為區之后，自身的發展動力也隨之弱化。以順德為例，在改區之前，順德一直在全國領先，但后來就不如昆山、江陰等地了。
中央政府力推新型城鎮化之后，各地政府都在快馬加鞭，把“縣改區”、“縣改市”變成抓手，借此尋求更大的發展權限、更大的發展空間。
學者質疑，無論是撤縣設市、設區都不能盲目推進，這不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小組負責人彭真懷在各地調研了解到，一窩蜂地撤縣設市、設區，反映出地方政府除了盯著農民的土地，摳土地財政，已經沒有心思搞農業現代化、工業信息化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適合擴大城市規模，搞行政造城。有一個地級市，把城鎮化指標逐級分解到縣、到區、到鄉鎮，弄得官不聊生，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彭真懷表示，縣改市或者縣改區并不是此輪新型城鎮化的突破口和重點，“傳統城市化，是為政府自己服務，政府要搞GDP，經濟增長，要城市美化，要政績；而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要為進城的農民服務，我們要重新理解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
“撤縣設區”把權力上收到地級市；“撤縣改市”在名分上有了升格，這種翻燒餅的做法并沒有實質性的民生意義。客觀地看，這些地方政府簡單地把造城作為做大經濟總量的工具，實際上是在挑戰最為敏感的社會安全底線。
新型城鎮化必須堅決反對這種錯誤做法，走出新型城鎮化道路就是要避免片面抓城市的誤區，防止這個重大的國家戰略剛起步就被嚴重扭曲。
調查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鳳凰網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