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社會組織發育起來 中國才能成為世界市場

鳳凰網財經訊 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屆財新峰會：變革世界的中國策”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以“中國與世界”為主題。鳳凰網財經全程進行報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在演講中稱，如果能夠把社會組織發育起來，把收入分配搞的平均一些，我們就有可能把中國從世界工廠轉為一個世界市場，到那時候，我們可能真的就可以來討論一下中國模式的問題了。下面是宋曉梧發言實錄：

宋曉梧：謝謝吳敬璉老師。我們這個題目是講世界工廠的轉型。中國改革開放30年，應該說我們經濟取得了世界注目的進展，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跡。同時，在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進步。這次奧運會，還有世博會的舉辦，也顯示了我們的軟實力，可以說我們為世界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可供研究的案例。我這里之所以說案例，而沒有說模式，是因為我個人認為現在說中國模式還為時尚早，在我們發展過程中，還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剛剛通過的《關于“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了在“十二五”期間，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是工作的主線，其實這個提法就引人深思，如果我們的模式已經比較成熟了，已經可供人家學習借鑒，那么我們自己為什么還要轉型呢？按照原來的發展方式發展下去不就很好嗎？說明我們在30年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的發展階段確實面臨著一個轉型的問題。

提到轉型，前幾天我參加了亞洲發展銀行《關于中國2050年前景預測》的一個課題，預測40年以后的事情。主要關注了中國的資源、環境、能源這些問題，這也是我們國內學者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從我手頭掌握的一些數據看，我們作為世界工廠付出了很大的成本，我們用了世界上將近50%的鐵、水泥、煤炭和10%左右的石油天然氣，創造了不到8%的全世界的GDP，維持了9%的經濟增長。

這樣一種局面是不是能夠長期維持下去。剛才吳敬璉老師介紹說我作過地區協調的工作，我在國務院振興東北辦的時候，曾經負責全國的自愿性城市轉型工作，全國自愿性工作有118座，已經有44座城市被列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剩余的大多數是20-30年，比如大慶最多能維持20年，能夠開采到50年以上的城市，目前的探明儲量來說都是不多的。這還是以現在的科技開采能力來計算的，如果考慮到今后開采能力的增加，資源的約束是相當嚴重的。

再談一下環境，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世界第一，超過了美國。我們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承諾單位能耗碳排放量下降40%-45%，但是如果我們繼續以8%這樣的速度增長，即使按照這樣一個減量，到2020年我們碳排放量還會達到114億噸，還有平常我們看到的污染的情況，也是非常的嚴重。我一個資料，北京市肺癌發生率比80年代初增長了460%，不能說這是和空氣的污染沒有關系。環境和資源對我們發展模式、發展方式提出了制約，這是很重要的。在這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討論可持續發展這樣的重大國策，更應該重視社會問題，近期我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學所發表的關于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報告，提出中國的社會結構比經濟結構滯后15年。這么一種滯后，就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我非常贊同這樣一個結論。同時，我也想補充一定，中國的經濟結構也并不十分理想，像我們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出口與國內的消費結構，還有像城鄉結構以及創新和仿制的比例關系都是嚴重失調，再有像就業問題、分配問題、城鄉區域的結構問題，在社科院的研究里面列入社會結構，其實這些問題也就是經濟結構問題，也很難把它單純列為社會結構。所以，我認為應該研究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涉及的方方面面，在“十二五”規劃的建議當中，把民生和社會問題也都很明顯的提出來，其中大家非常關注的就是收入分配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是兩者相互關聯的一個連接點。關于收入分配問題，我看到本次峰會有專門的專場討論這個問題，大家比較關注，討論的比較多，在這里我就不展開了。我想強調的一點，就是在社會問題里面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問題。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和人之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過去計劃經濟下主要是垂直的上下級行政關系，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變成水平、契約的市場交易關系。但是，我們的社會管理沒有跟得上，主要表現在我們在社會組織的發育方面還延續了舊的管理模式，盡管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們許多社會組織從無到有發展起來了，按民政部的統計，現在有40、50萬的社會組織，但是目前存在的問題在社會組織里面仍然存在著官辦、官管、官運作這樣的情況，尤其大量的社會組織實際上還是政府的附屬物。溫家寶總理多次提出，政府職能轉變要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交給市場、交給企業。如果我們的社會組織仍然是官辦、官管、官運作，那交出去和自己拿的一樣，這就造成大量的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利益群體分化以后，這些利益的沖突得不到自協調，都需要政府出來干預。現在比較突出的就是勞資關系，這一點在會前這位國外的專家還跟我談到，中國的勞資關系是不是比較緊張，這方面就是我們的工會組織的發育，工會職能的轉變和雇主組織的發育，以及雇主組織的健全都是還存在著很大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運行的基本的社會的構架和基本運行的規則，缺少了這些規則，我們政府只好直接干預企業的勞資關系。

類似這樣的問題還很多，這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大對于社會組織的改革，近期在深圳在這方面放寬了，對社會組織管理放寬了。這些方面如果在社會管理方面，我們能夠取得比較大的進展，使社會的自協調機制加以增長，同時在收入分配方面又使得廣大群眾能夠得到實惠，提高他們的購買和消費能力，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社會群體中，不同的階層都可以有表述自己合法要求的、合法訴求的，都可以合理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還有什么理由來鬧事呢？現在很多的問題就是由于這樣產生的。

另外，我們剛才談到的環境和資源問題，其實和社會的管理也有很大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在那些污染嚴重或者我曾經從事過的像資源型城市的采煤城縣區，當地的居民他們身受其害，但是在很長的時間內找不到表達自己訴求的渠道，直到把事情鬧大，鬧到政府跟前，所以環境資源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我們的社會組織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兩個方面，當然社會問題涉及的問題很多，像就業、醫療、教育、社保等等，如果能夠把社會組織發育起來，把收入分配搞的平均一些，我們就有可能把中國從世界工廠轉為一個世界市場，到那時候，我們可能真的就可以來討論一下中國模式的問題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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