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23日 01:3021世紀經濟報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面對快速擴展的第二波甲流疫情，部分專家呼吁疾控中心下放“確診權”，以縮短流程，爭取治療時間。而國家疾控中心抗擊甲流綜合協調組一位負責人表示，“其實這個試劑就是開放性的。”

特約記者 衣 鵬

本報記者 陳小瑩上海、昆明報道

H1N1第二波疫情，正再次考驗原有的防控體系。

9月2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干事陳馮富珍在香港正式宣告，甲型H1N1流感在全球迅速蔓延，第二波的傳播已經開始。

中國面臨的形勢亦十分嚴峻。衛生部新聞辦公室的數據顯示，9月以來的半個多月里，全國累計報告的病例已增加9871例，至21日已達到13263例，其中境內感染病例占絕大多數。

面對快速發展的疫情，來自北京、浙江、重慶等地的十余位專家、院士集體呼吁，“CDC(疾控中心)放權”。

他們在9月上旬一次中華醫學會傳染病研討會上所要求的“放權”，即CDC應該下放“診斷權”給有測試能力的醫院，準許這部分醫院使用“甲型流感檢測試劑”對患者進行確診。

“下發試劑能大大縮短從確認到收治的流程，爭取治療時間。”當時參會的云南省傳染病專科醫院院長樊移山說。

目前，根據衛生部的有關規定，檢測試劑只流通于疾控中心(CDC)流感監測系統下的網絡實驗室，各大醫院都需要將病例的標本運送到CDC中檢測才能確診。

要不要下放“確診權”？

樊移山所在的醫院是云南省兩家定點收治甲流患者的醫院之一。

以該醫院目前收治的21名H1N1患者為例，他們大都在9月10日-11日集中發熱，于14日被正式收治。

在這3-4天內，這些都是學生的患者經歷了在學校消毒處理，轉往云南省CDC就診確認，再轉往云南傳染病專科醫院的過程。

“發病的前兩天都是高燒期，如果這個時間能抓緊治療，效果會比較好，而且也容易控制傳播。”樊移山說。

但對于測試權限下放，在技術領域仍面臨著不同的意見。

樊的上海同行，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副主任盧洪洲則幸運得多。“由于我們中心內設有國家流感檢測網絡實驗室，因此握有診斷試劑，可以自行確診病例，并通過流感網絡報告給疾控部門。”盧洪洲介紹說。

在上海，更多的定點三甲醫院具備實驗室條件，但在目前的條件下，仍然需要將采集的病例標本送至疾控中心實驗室確診。

“我們呼吁了很久，但衛生局最后還是要求由疾控中心實驗室來專控確診。”一位上海三甲醫院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

根據7月18日發布的《衛生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完善甲型H1N1流感防控措施的通知》，各省區市對轄區內續發病例，經省級衛生行政部門指定的實驗室檢測結果可以作為病例確診的依據。這里的實驗室并不限于CDC實驗室。

“一開始試劑只是試用，對相關的操作標準沒有明細，病例也比較少，由疾控中心診斷是合理的，”國家疾控中心病毒學首席專家曾光解釋說，如果一開始就下放到醫院，很可能因為操作等原因造成誤診。

據本報記者了解，以目前普遍使用的咽試劑計算，快的可以在6小時內確診，而病人在出院前也需要再走一次確診流程。

“之前(第一波時)用這樣的流程是對的，但現在已經到了第二波的形勢，防止大面積擴散是第一位的，如果能想方設法縮短流程，對防止擴散會有好處。”樊移山說。

“其實這個試劑就是開放性的，不是專利試劑。”國家疾控中心抗擊甲流綜合協調組一位負責人對本報記者介紹說，由于相關管理辦法明確了只能由CDC確診，衛生部只是對有資格確診的實驗室明確了標準。

曾光則認為，雖然試劑產能并不緊張，但現有試劑基本都是通過國家經費支付，因此在體制上也就由國家衛生部門來使用，“這是個傳統體制的問題”。

曾光贊成放開試劑使用，“沒必要壟斷診斷，只要網絡保持上報就行了”。

據本報記者了解，今年7月已有7家研究機構與企業共同生產的檢測試劑通過了相關部門的測評，“但生產批文一直沒有下來”，一位相關企業的人士說，試劑專利是開放的，但試劑市場暫時還沒有放開。

“忙不過來”的實驗室

雖然沒有回應是否“放開”，相關部門已經開始積極進行體系內的“復制”。

從今年4月甲型流感出現后不久，衛生部門就已預見到隨著疫情發展，未來疾控體系內的檢測實驗室可能出現短缺的問題。

因此，在5月中旬，衛生部正式下文要求各地草擬增設疾控中心實驗室的項目，并上報一些醫院名單作為觀察哨點。

“我們當時收到了一份‘120余家實驗室，200余家醫院’的名單。” 一位參與其中的疾控系統人士說，該通知是5月17日下達的，要求19日下午前上報。

名單上新建的120家實驗室都放在了一些地市的疾控中心，仍屬于疾控體系之內。按平均水平算，實驗室引進一套硬件設備價格在100-200萬元之間。

目前名單上的醫院只是作為日常監測哨點上報疫情數據等信息，并不給予診斷權。“我們原本以為上報哨點就是放開診斷的意思，結果發現并不是這樣。”上述疾控人士介紹。

此前有媒體報道，在目前的疫情數字下，許多CDC實驗室已需要連夜趕工，檢測病例標本。

“從現在的疫情變化看，就算迅速復制，CDC也肯定診斷不過來，下一步應該迅速把診斷權力下放。”一位國家疾控中心專家說。

在樊移山看來，放開診斷不會影響整體防控，“相關技術的培訓并不復雜，大的傳染病醫院和三甲醫院硬件水平比疾控中心還強。且診斷權力分散和治療地點的集中也可并行。”

對已擴大的實驗室，樊移山也認為“尚未起效”，“盡管云南省擴了兩個點，但現在具備確診能力的，還是只有省級疾控中心，省會城市的疾控中心也不具備。”

不過，對于測試權限下放，在技術領域仍面臨著不同的意見，同屬云南傳染病醫院、專職負責H1N1的副院長李慧珍就有所顧慮。

“如果放到部分醫院，不利于集中、隔離治療的傳染病原則，到時候恐怕也不好控制。”李慧珍認為。

財力給出的選擇題

在做“放開”還是“復制”這道選擇題之時，財力恐怕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據本報記者目前了解的情況，“復制”所用的財力將遠遠大于“放開”，而且尚缺乏足夠的費用保障。

本報記者從權威人士處了解到，在“復制”流感監測實驗室的過程中，中央財政的支出已經大于2億元，主要投入的方向是購置實驗室的設備。

但這部分費用總額是多少，應該花多少，目前還不甚清晰。

在今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中央財政安排50億元公共衛生專項資金應對甲流疫情后，衛生部曾派其下研究機構花了近一個月前往6個省市調研防控費用情況。

一位參與調研的專家介紹說，由于所涉及的部門過多，對防控費用的計算十分困難，且“防控費用要高于治療費用”。此后，國家調整了防控策略，以治療重癥，控制蔓延為主。

也有專家指出，目前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費用支出還缺乏制度化的考量，對擴大實驗室這類投入比較容易操作，而對如何首先把醫院等已有的資源利用起來，則考慮不夠。

財力的不足，還導致了相關領域的人員配備也不足。

以防控網絡的核心國家流感中心為例，美國的類似機構現有工作人員300人。而國家流感中心從1984年成立至今，“編制維持在10名，另外還有約20個特聘人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說。

在該中心，國家每年固定的財政投入只占支出不到30%，另有70%要由研究人員要通過不斷申請國內外合作項目獲得贊助。

“這與我們現在從事的公益性工作不甚匹配。”上述衛生部專家說，“從SARS，到禽流感乃至現在的甲型流感，我們也在不斷呼吁，希望能在這方面建立起約定性的制度。”

相關專題：

甲型H1N1流感危逼全球經濟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鳳凰網無關。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請讀者僅作參考，并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