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健：薩繆爾森的三個永恒世界

于健

周日，薩繆爾森去世的噩耗傳來，筆者思緒難抑。22年前的一天，我校園的二手書攤上看到了薩翁所著的《經濟學》教科書的第12版，前言里薩氏語言邏輯的獨特吸力，將我從此和薩翁連在了一起。

回想當年，在二戰剛結束后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生有一學年的經濟學必修課，但教材沉悶，教授精神低迷，學生厭學。“務必請你寫一本既能引起學生興趣而且學術態度嚴謹的經濟學教科書，將這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枯燥的教學任務變得輕松起來，”系主任的一句話激起了薩繆爾森的興趣。這不僅是因為滿腹的靈感和思想亟欲表達，也是因為他為生活所迫而必須背水一戰。

1938年，23歲的薩繆爾森與比他小一歲的同窗瑪麗恩·克勞福特結婚。瑪麗恩第四次懷孕時，送給丈夫的是一胎三胞的三個兒子。養育子女變成了一筆大開支，而這卻促使薩繆爾森寫出了一本足以流傳千古的經濟學教科書。

“在中世紀末，英國有一位偉大的詩人喬叟。一天，他看見三個人正在忙碌，遂上前問：‘諸位在忙些什么？’第一個人隨口答道：‘我在掙錢，這活掙得多。’第二個人慢條斯理地說：‘我在把這些寶石和玻璃鏡片拼成神圣的圖案。’第三個人振振有詞：‘我在建一座偉大的教堂。’”這段話是薩繆爾森在1998年他的教科書的50年自序版的開頭講的一段故事。薩繆爾森說，他自己“始終同時扮演著這三個人的角色”。這就是只屬于薩繆爾森的永恒世界，辛勤的工人、設計師、哲學家，三種角色在薩繆爾森的身上融為一體。

1948年第一版的暢銷，幾乎使薩繆爾森一夜之間成為一位英雄。這一奇跡保持了30年之久。在過去的四五十年中，有幾本經濟學教科書對他的名著構成了挑戰，有的甚至一度超過了該書的銷量，但迄今仍然沒有一本經濟學教科書能夠歷經61年，19次再版，版版精品，版版暢銷。

在20世紀30年代深陷 “大蕭條”泥潭的芝加哥，民生不振，百業凋零，饑餓的孩童在薩繆爾森的家門前乞討土豆。這就是留在薩繆爾森心中揮之不去的關于芝加哥的童年記憶，他畢生致力于以良好的經濟學理論與失業與蕭條的風險作戰。當然對經濟的研究也給他帶來了很多的收入，豐厚的稿費和聰明的投資使他的生活非常富裕，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對于貧窮問題的社會關懷。辛勤的工作是薩繆爾森的第一個永恒世界。

思想與學術是薩繆爾森的唯一追求。早在芝加哥和哈佛大學讀書期間，薩繆爾森就“既不考慮資歷也不考慮地位”，直率地批評地位比他高的教授，這是耶魯大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對他的回憶和評價。薩繆爾森在學術上這種桀驁不馴的精神也使他與具有同樣個性的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哈羅德·博爾巴克關系不佳。當薩繆爾森被美國經濟學會授予 “克拉克獎”時，就遭到了博爾巴克的強烈抵制。但當年為博爾巴克教授所強烈批評的薩繆爾森的博士論文，后來被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們熱捧20多年之久。薩繆爾森后來說，這是針對那位系主任的一種“甜蜜的報復”。

此后，薩繆爾森與米爾頓·弗里德曼之間的學術論戰也是經濟學家眾所周知的事情。兩人是芝加哥大學的同門，弗里德曼是師兄，薩繆爾森是學弟，從那時開始，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兩人幾乎在任何問題上都是針鋒相對的對手，但他們在學術之外也是畢生的朋友。

薩繆爾森一生高徒滿堂，他最有影響的學生當屬肯尼迪總統了。肯尼迪在競選獲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他授課，兩人在馬薩諸塞州的海灘上有一次深入的交流。他的建議使肯尼迪政府領導下的美國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潛在的經濟危機。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突飛猛進，這不可說不是薩繆爾森的功勞。但薩繆爾森謝絕了肯尼迪的入閣邀請。在他看來，如果擔任了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他將無法保持自己在學術上的真誠。薩繆爾森敢于在學術上提出新的見解，主導國家的經濟決策。這就是他的第二個永恒世界：把那些漂亮的各自相左的寶石和玻璃鏡片兼收并蓄，拼成神圣的圖案。這是他的信仰，他的追求，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晚年的薩繆爾森更加敏銳而冷靜。“適度中間路線”是其晚年對崛起中的中國發自肺腑的箴言。他在尋找一條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 “中庸之道”。如果上蒼能夠再給薩繆爾森幾年的時間，他也許會更深地踏入哲學的王國。

這就是薩繆爾森的第三個永恒世界，他傾其一生在努力“建一座偉大的教堂”——一座兼容并包、融合理論思想與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大廈。他已為這座大廈打下了堅實的基座，而后來的經濟學家重任在肩。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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