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和：吳敬璉的教育詩為先生80大壽而作

2010年01月25日 09:39鳳凰網財經【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蘇小和財經作家

今天(1月24號)是吳敬璉先生80大壽，重貼《吳敬璉的教育詩》一文，祝吳先生生日快樂，健康長壽。從顧準到吳敬璉，中國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和經驗主義方法薪火相傳。這是中國最寶貴的光和鹽，她照亮了幽暗的歷史，也啟蒙了浮躁的當下。作為后學，我因為與吳敬璉先生同處一個時代而有福。)

吳敬璉的教育詩

許多年以后，我仍然記得吳敬璉先生為我們敘說的顧準去世場景。

那是1974年12月一個晦暗的日子，吳敬璉守候在顧準先生的病床邊，顧準艱難地說，打開行軍床，休息吧。這應該是顧準先生留給吳敬璉的最后一句話，也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一句話。就在吳敬璉即將熟睡的時候，病房里忽然喧鬧起來。吳敬璉迅速從行軍床上跳下來，看見醫生、護士正在緊急搶救顧準，插氧氣，心臟起搏，一系列行動之后，顧準先生的心跳在吳敬璉眼前慢慢消失。

中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吳敬璉說那是一個多么寒冷的夜晚，他禁不住渾身顫抖，仿佛寒冷浸到了骨頭里。可事實上醫院里有空調，醫生們還穿著單薄的白大褂。吳敬璉先生后來說，那應該是一種內心的冷，顧準先生走了，自己再也沒有說話的人。他推著顧準先生朝著天平間走，仿佛走到了世界的盡頭。

按照李澤厚“救亡壓倒啟蒙”[1]的歷史陳述框架，吳敬璉先生剛好處在被啟蒙主義遺忘的時代。事實上，早年的吳敬璉秉承家族情結，可能有一些實業報國的雄心。但當他進入青年之后，一個國家的激進與偏執同樣將吳敬璉引到了迷途。他像那個時代無數的造反青年一樣，曾經鄙視過傳統，曾經批斗過教授。后來吳先生回想起這些荒謬的細節，臉上仍然泛起羞愧，他說，這是一種年輕的無知與狂妄。

問題在于，當更多的熱血青年，甚至當所有的中國人都在癲狂的時代里隨波逐流的時候，為什么吳敬璉會突然走上理性之路？答案就在顧準這里。也許是歷史的有意安排，就在年輕的吳敬璉試圖批評一切，打到一切的時候，他自己忽然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一連串的批斗之后，他被發配到了五七干校。就是在這種準監獄的場所，他遇到了偉大的顧準。

顧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深深影響了吳敬璉，這是一個巨大的學術命題。吳先生說他和顧準是典型的亦師亦友，還說他通過顧準，終于發現了真正的經濟學世界。這樣的表述當然停留在感恩的層面，并不足以形成一種實證經驗。但許多年之后，吳敬璉先生對自由經濟的堅守，對法治市場體系的捍衛，明顯具有顧準先生的傳承。

我曾經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見證了吳敬璉先生的獨立風骨。有人反復提到“三年自然災害”這樣的歷史表述，一旁的吳先生繃不住了，他拿過話筒說，“自從有的電視臺用三年自然災害描述當時的三年大饑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謂的節目了。關于三年大饑荒，劉少奇主席早就說過，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看到吳敬璉先生如此言說，我真的禁不住眼淚。是的，在當代中國經濟學家中，我一直對吳敬璉先生心存敬意。個中緣由，一方面吳先生乃顧準學術體系最卓越的繼承人，另一方面則是經常被他的眾多極有建設性的聲音深深打動。有時候我甚至覺得吳先生的經濟學體系宛如一首教育詩，他一個人做著開啟民智，也開啟官智的工作，如同當年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2]教育那個時代的德國人一樣。

提到門格爾，我忽然想起那個與他展開長期辯論的德國歷史學派當家人施莫勒[3]。在門格爾初步提出自由市場經濟原理的時候，施莫勒拿起國家重商主義的方法，強力呼吁建設一種偉大的“國家能力”。此情此景，與今天的中國經濟學界或多或少有一些類似之處。

我的一個不太恰當的聯想，是我發現經濟學家胡鞍鋼[4]和他的學術同仁王紹光[5]有點施莫勒的影子。現在，我的手上就有一本胡鞍鋼的書，《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749--1976》，封面是天安門城樓，豪邁的場面，宏大的標題，他顯然試圖總結歷史，可是我看到胡鞍鋼卻想將紛繁的歷史整合在一種醒目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而國務院認可的“長江講座教授” 王紹光所著《安邦之道：國家轉型的目標與途徑》，則是用了煌煌巨著來演繹政府之力。王紹光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概念，即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他把國家能力定義為“國家將自身意志(preference)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其公式定義為：國家能力是國家實際實現的干預程度與國家希望達到的干預范圍之比。王紹光把國家能力分為四種能力：一是汲取財政能力，二是宏觀經濟調控能力，三是合法化能力，四是國家的社會控制能力。

這樣的闡釋與我們天天在報紙、電視里接受到的熏陶太一致了，我猜測高層肯定喜歡這樣基于國家建設的學術體系，即“大國崛起”。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王紹光應該是1977年中國高考制度恢復之后第一屆北京大學畢業生，據胡鞍鋼介紹，王紹光和胡鞍鋼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和觀點十分接近，二人于1993年5月下旬完成了《加強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主導作用——關于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報告》。撰寫該報告的主要目的，一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國家能力的概念和內容，集中研究國家能力與后發國家經濟發展的關系、國家能力與社會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關系，并分析影響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各類因素。二是促進決策者早下決心，從“放權讓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創新”的改革，重構現代國家制度，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使中國長治久安。我們看到，1993年11月，中國決策者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構想，并不斷演進，可能相關構想中就有胡鞍鋼和王紹光的學術貢獻在里面。

我個人對胡鞍鋼和王紹光的著作有興趣，是因為我在主流媒體里，似乎讀到了他們的影子。比如牢固堅守的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強調的國家發展能力、中國特色、民族意志等等。這種高拔的宏大敘事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可以卻與偉大的奧地利學派一直堅持的個人價值自愿選擇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大異其趣。

我花了如此多的筆墨來敘述胡鞍鋼和王紹光，目的是想在一個比較的角度更加認識到吳敬璉先生的價值。人們記得吳先生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的闡述。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場，還是大政府、小市場，先生顯然傾向于前者，而胡鞍鋼和王紹光眼下的情勢，似乎更傾向于建立一個全能的政府。

可是，問題在于吳敬璉先生較早提出的權貴資本主義問題并沒有因為國家能力的提升而有所減弱，相反，設租和尋租活動，貪污腐敗、貧富差別擴大和社會失范等社會病害問題愈演愈烈。吳先生為此推出了《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6]，痛陳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并呼吁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

更多的人可能會被胡鞍鋼和王紹光呼喚的“國家能力”所俘獲，在傳統的國家主義教育背景下，人們非常容易認同這樣的宏大敘事。事實上，國家能力的指向，與形成國家能力的方法有直接關系。我讀過《哈耶克評傳》[7]，作者[8](Janos Kornai)的理論框架，指出“如果對科爾奈的區分標準稍作變通，從著重非國有企業成長，還是著重國有企業改造來分析問題，這一理論框架完全可以用來分析中國改革戰略演變。例如，80年代初期的農村承包制催生了幾千萬個農民的家庭農場，把中國農民天生的企業家精神解放出來；隨之而來像雨后春筍般的鄉鎮企業和私有企業開拓了市場，培育出大批企業家，產生了對于建立有序市場的強烈要求，從而支持國有企業改革走向深入。”

吳敬璉先生的經濟學體系事實上引出了我們對一些重要的價值范式的思索，這在改革開放的路途上，是一些不可以繞開的課題。比如對法治的理解，對全球化的認識，基于公平和正義的貧困問題，以及國家能力和個人價值自由選擇、市場經濟自由演進等等。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吳先生宏觀性的思索，這些與市場經濟相關聯的價值范式就不會進入我們的生活。

幾年前，我讀吳敬璉先生《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9]的時候，充滿了期待，也充滿了信心；而今天，當我翻開他的《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內心忽然涌上一些傷感。顯然，先生幾年前深切的呼喚，今天并沒有完全實現。所謂任重道遠，我仿佛聽到了吳先生略顯沙啞的聲音，他一次又一次闡述，一次又一次說明，像騎在破敗的馬匹上沖向風車的唐吉坷德，更像這個時代最后一位極有使命感的抒情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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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救亡壓倒啟蒙，李澤厚教授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提出的重要學術理念，參見李澤厚著作《中國現代思想史》；

[2] 卡爾·門格爾，奧地利學派鼻祖，現代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其著作《國民經濟學原理》是奧地利學派的基石之作。

[3] 古斯塔夫·施莫勒，德國歷史學派開山之人；

[4] 胡鞍鋼，經濟學家，代表作有《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其研究成果為高層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5]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1993年，王紹光和胡鞍鋼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這次報告推動了中國整個分稅制的建設和分稅制的改革，被國外媒體稱作“王胡報告”。此后，王紹光與胡鞍鋼合作撰寫了1995年的《中國地區差距報告》、1999年的《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2000年的《政府與市場》、2003年的《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等著作。

[6] 《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吳敬璉著作，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7年9月；

[7] 《哈耶克評傳》，布魯斯·考德威爾著作，各種哈耶克傳記中最有學術意義的作品，商務印書館出版，2007年6月；

[8] 科爾奈·亞諾什，匈牙利經濟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中國等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如何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提出改革理論。他曾多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

[9] 《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吳敬璉著作，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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