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機時代的“亞洲戲劇”
林純潔
1968年,70歲的瑞典經濟學家綱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在他著名的《亞洲的戲劇》中認為,亞洲的困擾并非過度的人口繁衍、貧困、失效的政府政策。但是沒想到,到了今天,困擾亞洲的確是自己成功的“亞洲模式”(在“看得見的手”下、以出口為主導的“雁陣”式發展)所帶來的困擾。
亞洲的領導者們已經認識到了自身的需求是走出困境的法寶。不過,知道前進的方向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知道要如何達到目標。
正在回升的亞洲經濟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越來越多的數據證明全球經濟正走出衰退重新步入復蘇的軌道,而亞洲正沖在前面。
IMF總裁DoMINIque Strauss-Kahn這樣描繪目前的全球經濟狀況:“亞洲在(增長速度最快的)一邊,歐洲在另外一邊,而美國和很多拉美國家則在中間。”
在今年3月份,亞洲開發銀行(ADP)將亞洲發展中國家2010年GDP增速預測調高到了7%,該行行長黑田東彥將這種變化稱為是“V”形反彈,去年該地區的GDP增幅只有5%。
但是我們聽到的并非都是好消息。
作為亞洲傳統的市場,歐美各國的經濟正經歷著“沒有就業的增長”,而在同時,儲蓄率卻在回升,消費者去杠桿化依舊沒有結束。這意味著雖然亞洲的外部需求正在恢復,卻難以回到過去的水平。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認為,未來3年~5年內,美國的真實消費開支增長的平均水平可能維持在1.5%~2%之間,不到2007年次貸泡沫破滅之前的12年間3.6%的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他相信,目前還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填補美國消費者經過多年的過度消費后留下的空白。而亞洲另一個傳統市場歐洲,目前正是全球經濟最為萎靡的地區。
雖然各國領導人都在信誓旦旦地宣布全球化并不會走回頭路,但我們看到的卻是貿易糾紛的層出不窮。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首席投資官Bill Gross將去全球化作為影響全球經濟未來幾年走勢的重要因素,其他的因素包括重新監管化和去杠桿化。
亞洲需求需要長期培育
在這種背景下,亞洲對于自身需求的渴望從來沒有這么迫切過。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去年曾直白地指出:“亞洲經濟體應該制定出新的發展計劃,改變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更多地關注增加內需以及促進區內貿易,而不是繼續依賴受全球經濟危機沉重打擊的西方經濟體。”
在中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要轉變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為主的經濟模式。
但這并不容易,因為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間拉高投資,而消費的增長卻需要等待很長時間,在亞洲,這種過程可能更加漫長。
亞洲人有著儲蓄的習慣,加上在過去兩百多年中的很多日子里,亞洲很多國家都處于戰亂、饑荒之中,“積谷防饑”的觀念更加深入地根植于亞洲的文化中。要改變這種傳統,往往需要幾代人的時間。
另外,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缺乏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導致了民眾必須依靠儲蓄來應對未來的開銷以及出現的緊急狀況,這些開銷包括:養老、子女教育以及疾病等等。
作為一個整體而言,防御性的儲蓄會存在過度的問題,比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積蓄可以應對未來生活中可能會出現的最為糟糕的情況,而實際上這些糟糕的情況并不總是出現。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可以使缺乏安全感的家庭減少過度的“防御性”儲蓄,但這依舊需要時間。
區域自由貿易區難以解決全部問題
2010年1月1日,中國與東盟(ASEAN)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根據協定,中國與東盟雙方約有7000種產品將享受零關稅待遇,約占雙方90%的貿易產品,基本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在服務貿易領域中國與東盟也將實質性地彼此開放市場;在投資領域,雙方市場也將變得更加開放。
而這只是亞洲國家區域自由貿易區的想法之一。日本政府正推動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而新加坡資政吳作棟的想法更加大膽,他希望東盟在原來十國基礎上,加上韓國、日本、中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和美國,成立東盟“10+8”的模式。
目前依舊難以判斷這些想法是否可行,但這些已經毫無疑問地表現出了在全球保護主義盛行的現在,亞洲對于自由貿易的渴望。亞洲已經意識到,在未來的很多年內對歐洲和美國的出口不會很快恢復,各國不僅要擴大自身市場的需求,也要將狹義的“內需”擴大為“亞洲內需求”。
區域自由貿易區可以增加部分需求,但可能無法帶來實質性的變化。比如,在過去很多年中,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很多都只是半成品和原材料之間的貿易,而最終產品的市場依舊是歐美,缺乏對于最終產品的需求將阻礙亞洲實行自立。
另外亞洲的發展中國家還需要處理好由于保護主義而造成的相互之間微妙的利益關系。比如一旦中美貿易爭端升級,中國相關產業并不會轉移到美國(由于雙方過于巨大的成本差異以及完全不同的產業格局),而是會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最有可能的就是亞洲國家。這意味著一些亞洲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可以從貿易保護主義中得到好處,所以如何處理這種關系將考驗亞洲領導人的智慧。
投資是未來消費增長的基礎
對于亞洲而言,外部需求的萎縮已經成為事實,而自己的消費需求卻仍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培育,那么什么可以填補這個空白?投資是一個可能的選擇,而這并不一定是壞事情。
在這個方面,中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公布規模龐大的經濟振興計劃,其中很大部分通過國有企業進入了基礎設施投資的領域。
野村證券在其題為《2010年全球經濟展望》的報告中說:“我們預期將會出現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格局轉變,屆時該地區的內需(在中國的引領下)將成為亞洲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相信很多需求將來自于中國的投資需求,這種需求令中國對于原材料的需求大幅上漲,看看澳大利亞的狀況就知道中國的投資對于其他國家巨大的影響。
但這并不一定是壞事情,關鍵是選擇好投資的方向。
就如很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依舊落后。比如,目前預計中國鐵路在2012年的總里程也只有11萬公里左右,而與中國面積大致相當的美國鐵路總里程已經達到了40萬公里。很多鄉村依舊不通公路,缺乏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
另外,中國需要對公共醫療設施進行大量的投入,并且國家可以在內陸地區建立新的大城市集群,從而避免財富過于向沿海的中心城市聚集。
這些投資可以在當前維持經濟的成長,并且可以讓所有的國民享受到經濟成長的利益。另外政府的消費是可以快速增加的,政府可以選擇在醫療和教育等方面進行投入,幫助構建健全的社會保障系統,從而為未來私人的需求增長打下基礎。
經濟轉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亞洲國家需要馬上開始以消費為主要推動力,當然這可以讓全球經濟盡快回到平衡,但卻可能是這些國家力所不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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