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10日 09:11鳳凰網財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今天世界經濟論壇第三屆新領軍者年會(簡稱夏季達沃斯論壇)將在大連舉行，為此，一些媒體就會議的主題這兩天對我進行了采訪，下面是主要的內容，供大家參考。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問】今年會議的主題是“重振增長”，會議將通過“五大議題”來探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模式：一是“去杠桿化”世界中的新型商業模式；二是綠色經濟中蘊藏的機遇；三是重新思考亞洲發展模式；四是以科技進步推動經濟增長；五是以創新滿足社會需求。你對此有何評價？

【答】五個方面各有側重，但釋放的主要信息就是力圖糾正過去世界經濟失衡的發展格局，并探索下一輪健康有序的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模式。對中國而言，我們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和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要素以外，還有自己的“ 特殊性”，那就是作為世界經濟發展規模已經排列第三的大國而言，如何提高發展的“質量”和建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匹配的增長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減少日益頻繁的外部貿易和投資摩擦和緩解國內巨大的就業壓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長代價(高污染、高能耗、高沖突的問題)時所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

【問】“去杠桿化”的世界會不會影響“全球化”的程度？

【答】我想不會。它是世界對“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影響實體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必然“回歸”。但是，在世界重新格局的變化中，也就是說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布局中能否將自己的增長模式再上一個臺階，這可能是問題的關鍵。

因為根據產業發展的“微笑曲線”理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可持續性取決于這個國家重點發展的產業定位：

對上游產言而言，具有控制生產要素的威力，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得天獨厚的享受到這種地位的優勢，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輸出國家就能夠從各國那里拿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訂單。但是，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擁有了生產要素中的無形資產的壟斷優勢，比如，生產所需要的高端技術，低成本的金融資本，世人青睞的品牌，發達的資源交易市場(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確立能力(微軟視窗就是一個國際商務標準，不符合標準，就無法進入市場。日本電氣公司 NEC曾經也開發過類似的標準，而且早于美國，力圖與美國抗衡，但因為缺乏標準推廣的市場而最終失敗告終)等，比起單純要素出口的國家，更具有市場競爭力和財富爭奪的能力，所以，它能夠從產品創造的全部價值中獲取可觀的大頭部分。

而處于中游的產品制造環節的國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國這樣靠低廉勞動成本的優勢獲得全球制造業加工廠地位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雖然就業壓力得到了很大的緩解，但是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財富的增長速度也是非常緩慢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業主導的國家，比如東亞，政府為了保證投資成本的可控性，以及為了發揮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常常采取要素市場管制的戰略,比如，金融抑制的方法輔佐經濟增長的戰略，也就是通過控制利率和匯率水平，或者油價、電價等來保證企業旺盛的生產能力和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從而獲得客觀的收入效應。盡管這種金融壓制戰略犧牲了金融體系“效率”所帶來的財富效應，但卻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國內市場購買力和要素市場競爭力”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當然，產品制造出來后又會進入一個“服務”的高價值創造環節，它的繁榮與否與這個國家和地區市場培育的程度以及企業全球化戰略運用的成功與否密切相關。處于這樣的產業下游的國家，因為是創造最后財富和保管財富的關鍵環節，所以，它同樣能夠在產品的價值鏈中獲得更多的財富分配效果。許多歐美國家都處于產業的下游，而美國一直以來因為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著管理全球財富的功能，自然就處在了全球價值鏈的最后端，這也是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時，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也使美國金融市場站穩了全球價值鏈的最后端。

于是，中國在下一輪的新商業模式中，到底是繼續留在“中游”發揮價格競爭的比較優勢呢，還是利用這次“全球化”的新布局來加強自己自主創新、市場培育的軟肋，去挑戰歐美“壟斷”的上游和下游產業呢？這需要全社會上下的共識和齊心協力的奮斗，更需要在“競爭殘酷”的國際市場上拿出“智慧”、“勇氣”和“實力 ”！

【問】這場全球金融大海嘯為我們下一輪的增長模式提供了怎樣的經驗教訓？

【答】具體而言，在發達國家方面，就是要重新構建“信息披露制度、會計審核制度、金融創新的風險控制機制、激勵相容的公司治理機制”，并由此推進和優化相關的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盡管其中的一些技術障礙和分歧目前依然存在(比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勵制度等)，但是，這些問題若不解決，就會影響金融體系在實體經濟中發揮所引發揮的正常作用，就會因為大眾對金融服務的過度警覺和信賴的缺失而造成長期投資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場價格的過度波動。這也不利于儲蓄的提高和資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轉過度消費和過度透支的失衡格局。當然也不利于歐美國家技術創新所需要的金融資源保障。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走出貧困的低谷的最好途徑還是需要有效地利用好“全球化”的環境。當然，在目前歐美經濟復蘇緩慢的背景下，如何盡快繼續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推動貿易和投資活動有序健康的發展，已經成為決策部門苦思冥想的大難題。困難之處來自于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導致外部市場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縮小，其次，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在“后危機時代”，以前長期賴以生存的美元價值體系會不斷“惡化”(最近“美元”相對其他主要國家的貨幣都在貶值，新興市場需求龐大的大宗商品價格卻在持續上漲，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佐證)，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體系能夠制衡發展的另一個國際貨幣體系也沒有準備好(黃金價格近日節節攀升的其中一個原因，也可能就是這種“不滿情緒”的反應)，于是，發展中國家雙邊之間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貨幣體系扭曲所帶來的增長制約問題。這方面，來自“金磚四國”的挑戰更為明顯。當然，“后危機時代”發展中國家應該要繼續吸引外國企業到本國投資以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發展外資企業和本國企業的產業政策將會被更加重視，這是為了避免過度依賴外商投資造成危機階段國民經濟出現嚴重的“虛脫”狀態。比如，在這次危機中，韓國、俄羅斯和印度等都有過外資大規模撤離所帶來的苦澀經歷。

【問】亞洲發展模式是這次論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孫老師，你也長期關注亞洲的發展，你覺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哪里？中國應該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答】目前金融風暴對東亞的沖擊，尤其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影響是集中在實體經濟部門，首當其沖受到負面影響的是支撐東亞高速發展的出口增長，其次就是被牽連的企業投資。消費和政府支出一直以來受到很多客觀因素的影響，比如，社會保障體系的匱乏，政府財政的巨大壓力，以市場主導的發展理念，甚至亞洲傳統的文化，都無法使它們成為替代外需的主導因素。

亞洲經濟和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華盛頓共識和“美國市場模式”的推動下展開的，雖然由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政府為支持產業發展所實行的金融監管模式使亞洲沒有像歐洲那樣出現金融體系功能崩潰的局面，但是，東亞各國外匯儲備保守的投資方式(大量持有美國國債)和由此帶來流動性的惡化后果讓亞洲各國深深地感到強化金融創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這里就產生了深刻的迷茫：一是美國的金融創新模式產生了巨大的裂痕，亞洲該怎么走(如何處理好“監管”與“創新”的關系)，很多亞洲的經濟學家都強調要加強金融創新過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創新的信息生產成本會不會因為透明度的提高讓財富掠奪的競爭對手“搭了便車”；為了保證金融創新的活力，培養一批能夠肩負高風險的企業家和投資家，如何設計一套與美國現在所為股權激勵模式完全不同的獎懲模式，從而彌補亞洲金融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以至于過多依賴標準化程度很高的制造業的弊病，另外，全球化事實上帶來了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亞洲今后如何保證健康的合作，還是自身發展內需主導的“自立” 模式？等等，這些都是亞洲目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事實上，亞洲之所以在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中不能做到獨善其身，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美國主導的貨幣體系。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美國金融創新能力的濫用支撐了美國信用膨脹和消費過度的失衡格局，美元結算和世界產業分工不斷進化的結果——東亞制造出口(石油美元也同樣)又加劇了美元財富回流美國的流動性過剩狀態。于是，導致了全球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因為本國的財富與美國市場緊密相連從而承擔了這場危機時候所擴散的風險。而且，越來越讓我們感覺到“收益”(前期出口帶來的好處)和“風險”(后期經濟硬著陸和外匯財富縮水的弊處)的嚴重背離?！伴_放”所帶來的全球雙贏的結果和經濟“失衡”所帶來的痛苦與無奈交雜在一起，這讓亞洲產生了從來未有的發展的迷茫和探索未來合作的強大動力。

中國今天奮起阻擊金融風暴的決心和力度讓世界看到了希望，更讓亞洲各國對未來發展產生了樂觀的預期。尤其是中國政府目前為了擺脫貿易大國和金融小國所產生的尷尬發展格局，正在加快金融創新的基礎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問題也成了今天亞洲各國學者間熱烈探討的話題。基于作者這段時間來對亞洲金融合作模式的反思和研究成果，我們提出了亞洲除了防范金融危機的“被動合作”模式以外，還應該為亞洲財富的管理和增值創造積極的合作投資模式。由于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和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目前尚未形成，以人民幣作為世界貨幣或亞洲貨幣來替代疲軟的美元和歐元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還有一定的難度。但是， 考慮到亞洲已經擁有全世界約三分之二的美元資產，我們提出了向人民幣國際化(或亞元模式)“目標邁進”的亞洲“美元離岸市場”和“亞洲共同基金”的構想：

所謂“亞洲美元離岸市場”，也就是亞洲主要發達國家應該加強金融合作開展亞洲美元的離岸業務，通過一定監管模式和區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許一切優質企業發行美元為計價單位的證券，而亞洲制造企業和國家主權基金可以根據需要自由的購買這些不受美國政府控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提高美元資產的運作效率。他與美國國內(在岸)市場的最大區別是不受美國利益至上的美國監管模式和宏觀政策的嚴重影響，由亞洲自身來監督投融資的行為，這樣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擔心本國財富寄放在華爾街被無辜濫用的可能性。對于中國而言，更大的意義在于我們可以通過這一“業務”，提高金融產品的開拓能力，熟悉國際金融市場的風云變幻的狀態，培養一批自己信得過和能夠有效監管到的高端金融“人才”，甚至讓中國的老百姓能慢慢建立起適應風險并能融入國際規范的“金融文化 ”，這樣所創造的金融生態環境恰恰是未來人民幣完全國際化(或亞元經濟圈)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了增強美元離岸市場的流動性和加強主權基金的投資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們可以讓各國政府“出資”一定比例的外匯儲備，構成一個“基金池”(稱之為“亞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風險配套的共享原則，并在各國有序不亂的輪流管理下進行更廣范圍的財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資運作。不再是緊緊拿出自己的財富，去幫助危機國渡過難關的那種過分強調資產的流動性的被動運作方式，比如只能買美國國債等，而且也能繞開很多阻礙正常投資的非經濟因素。真正讓亞洲各國帶來“雙贏”的效果。而且，亞洲共同基金投資的良好績效反而能進一步加強亞洲為防范金融危機的貨幣合作實力，再也不會出現韓國對亞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問題。中國應該主動在這方面和亞洲各國政府、業界和學界開展積極的溝通和合作，為未來人民幣的全面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區域功能發揮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問】最后，你能否跟我們說一下在目前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怎樣提高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讓政府用來救市的“輸血管”轉變成企業和消費者自身健康“造血”的良性循環機制？

【答】中國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產業政策先行。即政府先定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之后財政政策進行扶持，而后企業受惠。受惠企業往往局限在一些國有大企業上，這些企業比較容易得到資金。中小企業距離政府部門比較“遠”，很難拿到資金。盡管中國這種政府主導模式啟動快，有時效果也很明顯，但是造成的同構現象(比如，各地紛紛搞新能源、生物技術等等)、惡性競爭(破壞質量、破壞價格)、尋租行為等結果，使得創新成本太大，而作為主力軍的中小企業往往排斥在創新門戶之外，即使受益，也要在國企的“搭橋”下獲得項目投資的機會和有限的資金補償。顯然，在危機之下，中小企業由于以往定位的產品附加價值偏低，而新增投資機會又少，所以，抵擋不了金融危機的沖擊。于是，更為嚴重的問題會發生——由于民營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向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嚴重不足，必然就有可能導致“社會資金錯配”、虛擬經濟“虛假繁榮”的危險局面(人人都來搶吃“面包”，但做面包的人卻越來越少，總有一天大家會因為這里的面包“代價”太高而紛紛撤走資金，從而造成像日本泡沫崩潰那樣的悲劇)。為此，中國政府要思考多元化的發展模式，既可以給一部分大企業一定的資金以進行內部創新，也可以發展美國那樣靠外部市場的創新機制以扶持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因此，在這方面我想對政府說，中小企業在進入創業板的時候應該“寬口徑”審核：國家可以根據專家的報告指定產業發展方向，讓更多從事相關行業的中小企業能夠進入創業板，哪怕有些企業沒有太大的資信條件，哪怕它有的只是隱形的資產，只是一張設計圖紙，也可以讓他進入市場融資平臺。至于投資者愿不愿意把錢借給他們，要像美國一樣通過市場選擇，通過大量的專業化的團隊，讓他們在大批的企業當中挑選精英。但是對投資團隊要嚴口徑，要嚴格審查投資者的資質，不要讓投資團隊中夾雜大量的散戶進入創業板。日本就是一個失敗案例，它們的納斯達克在2005年關閉了，當初成立是為了給中小企業融資，但后來這個市場中充斥的都是投機資金，大量散戶沖進這個市場，把股價炒得很高，讓很多沒有增長潛力的企業也能夠輕而易舉地進行融資圈錢，最后一些好企業反而被趕出了這個市場，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創業板需要有慧眼來識金的投資團隊進來，而讓大量追漲殺跌的散戶進入這個市場的話，會導致新生的創業板走向歧途。所以，中國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定要在投融資的“準入門檻”平臺設計上有所突破，讓真正的金子在獨具慧眼的淘金者面前閃閃發光。

相關專題：

2009夏季達沃斯論壇

版權聲明：來源鳳凰網財經頻道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資料，版權均屬鳳凰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復制發布/發表。已經本網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注明"稿件來源：鳳凰網財經"，違者本網將依法追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