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貿易報復的成本與收益

在經濟危機時期紛至沓來的貿易爭端壓力之下，中國終于對美國發起了恢復正常貿易關系37年來的第二次“貿易報復”。由于中美兩國在當今世界的分量，特別是由于中美兩國創造了21世紀以來世界GDP增量的一半，這場貿易爭端和“貿易報復”的大戲在全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那么，在這場較量中，我們的成本、風險和收益各自是什么？

22億美元的輪胎出口？不對。由于我們的“貿易報復”措施是對奧巴馬宣布輪胎特保的反應，不管我們是否實施“貿易報復”，這22億美元的輪胎出口已如東逝之水不可挽回，所以不能計入我們實施“貿易報復”的成本。

觸發全面貿易戰？不錯，發動“貿易報復”措施最大的潛在風險是觸發全面貿易戰。由于我國是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國，在全面貿易戰中必然受損最重。但由于此次爭端雙方都無意發動全面貿易戰，中國自不待言，奧巴馬所期望的是拉攏保護主義勢力為其醫保方案等增添人氣，亦無意與中國開打全面貿易戰，所以此項風險也僅僅是“潛在”卻不可能成為現實。

損害中美關系？嗯，有可能。只不過如果這種中美關系意味著美國可以對中國頤指氣使乃至騷擾不休，中國卻只能忍氣吞聲連報復權利也沒有，那么中美關系的損害是必然的。畢竟，我們追求的是平等互利的國際關系而不是相反。

成本固然很大，收益卻也不是完全沒有。不要忘了，中國早已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08年，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而且中國遭受的貿易限制措施所占份額高得與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占份額不成比例。據世貿組織統計，2008年外國對華新發起反傾銷調查73起、反補貼調查10起，分別占全世界總數的35%和71%。2009年以來，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壓力有增無減，據我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統計，2009年1-4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38起，案件數同比上升26.7%。如果國民眼見別國肆無忌憚限制我們的出口，損害我們的就業，我們卻束手無策，國民凝聚力將遭受何等損害，不言而喻。此次貿易報復措施宣布之后，已經收到了振奮民心、凝聚士氣之效。

威懾貿易伙伴國內保護主義勢力，使之日后不敢隨意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這是我們第二項確定無疑的收益。正由于我們這個數一數二的貿易大國、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者卻是名列前茅的貿易報復小國，很少實施貿易報復或其他反制措施，已有不止一個國家的保護主義勢力在主張對華貿易保護時提出這樣的理由:“既然我們限制進口中國商品，中國從我們的進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那么，我們為什么不限制中國商品？”假如讓貿易伙伴國內公眾看到兩敗俱傷的現實風險，上述道德風險就將受到有力遏制，保護主義勢力在貿易伙伴國內的鼓動能力就將大大削弱。在以前的韓國限制中國大蒜、大蔥案中，也正是因為中國宣布了限制進口韓國手機等商品的貿易報復清單，雙方才得以迅速達成妥協。在這起輪胎特保案中，即使美方最終不肯就此案達成妥協，最壞狀況也不會比現在更壞，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國內保護主義勢力卻會從中感受到中國維護自身權益的決心和能力，日后就會三思而后行。

我們威懾的還不僅僅是單純出于商業目的的保護主義行為，而且包括出于極端“帝國思維”的行為。正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某些勢力的“帝國思維”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對外貿易爭端的形勢。美國統治集團、至少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勢力希望借助貿易保護主義手段打擊中國核心產業部門，削弱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對經濟社會穩定性的控制能力，并誘導、脅迫中國領導集體屈從于美國。正如2007年反補貼案初起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文章所說的那樣:“對補貼的中國進口產品征收更多的美國關稅可能將有助于說服未來更年輕的領袖:中國需要更多的經濟和民主自由。”經過這場危機，美國需要在正常經濟思維和帝國思維之間作出選擇，兩者都承認美國軟硬實力因危機而受損、中國軟硬實力相對上升的現實，但前者因此而認為需要更慎重地處理對華關系，后者則因此更強烈地主張遏制、打擊、削弱中國，以免中國成為其競爭對手。從美國危機后挑起對華貿易摩擦激增的現實來看，我們不可低估美國帝國思維的頑固性；而我們對此除了強硬應對之外，難道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嗎？(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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