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經濟去國家化勢在必行

姚洋

自1978年以來，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縮小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然而，過去幾年，特別是金融危機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大有回潮之勢。據《中國改革》雜志2010年1、2期合刊發表的署名文章統計，至2009年6月，各級政府共建立了8221個政府融資平臺，占用貸款余額5.56萬億元，占2009年全部貸款的50%以上。

對于一些人來說，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是無害的，而且是有利的，中國經濟的快速復蘇似乎支持了他們的觀點。2009年我國GDP的增速超過8%，而計算表明，政府經濟刺激方案的貢獻至少為3.25個百分點。相比發達國家，這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成就背后的故事，我們也許就不會那么樂觀了。大量經濟刺激投資由政府完成，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就是見效快；但它的壞處也不容忽視，時間越長，壞處將越明顯。

在短期內，大量政府投資有兩個壞處。其一是擠出民間投資。政府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銀行本來就不愿意給中小民營企業貸款，有了政府這個大客戶，就更不愿意了。盡管政府投資的一部分會轉化為對民營企業產品的需求，但這不足以彌補民營企業在資金源頭上的劣勢。 其二是增加了壞賬風險。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政府花費了巨大的財力才消化了大部分前期積累的銀行壞賬，把四大國有銀行從重負之中解救出來。這一輪的政府投資，恐怕又會產生大量的壞賬。盡管以中國經濟今天的體量，這些壞賬不會像1990年代末那樣扎眼，但是，大部分壞賬最終還是要讓老百姓買單的，我們因此不能不警惕。

長期來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直接介入將產生更嚴重的后果。對于一些經濟學家來說，中國的一條成功經驗是政府參與經濟活動。比如，張五常先生就認為，中國經濟成功的奧秘就在于中國有幾千個政府像公司那樣在市場中相互競爭。中國財政分權的正面作用應該得到肯定，但是，如果每個城市都變成了“xx市有限責任公司”，其結果肯定是非常糟糕的。

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經濟失衡成為各界討論中國經濟時的熱門話題。失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大量的經常項目順差、消費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勞動者及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導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多參與是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政府是一個生產型政府。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約為24%，而政府儲蓄(主要是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為10%，即政府把42%的收入用于投資。相比之下，其他它國家政府資本支出的比例很少有超過10%的。如果政府把投資比例降到政府收入的10%，再把多出來的錢用到老百姓身上，則不僅居民收入上升，而且消費占GDP的比例也會上升。

政府的商業化傾向決定了大規模的招商引資。為了吸引投資，地方政府紛紛壓低土地價格，給予投資者各種優惠，作為補償，投資必須能夠帶來GDP和稅收的高增長。這就決定了地方政府會青睞高資本密集度的投資，而排斥勞動力密集的投資。當前，結構調整被許多地方政府和學者片面地理解為產業升級，但現實情況是，相對于我們的發展階段，我們的產業升級已經過度了。這里無意否定產業升級，但是，資本密集度提高的一個后果是犧牲就業增長，導致勞動者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的下降。

作為應急措施，擴大政府投資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國進”最終要以“民退”為代價，則我們就要有足夠的警惕。計劃經濟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企業無法克服軟預算約束條件下的投資饑渴癥問題。當前，一些國有企業或融資平臺的效益還能看得過去，是因為它們有政府在背后支持或享有行業壟斷地位，而它們所造成的效率損失和經濟結構扭曲被暫時遮蔽了。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驀然發現，一項沒有完成的重大改革是經濟的去國家化。在改革開始的頭二十多年里，狂飆突進的改革遮蔽了這個問題；現在，這些改革塵埃落定，國家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弊端就顯現出來。在中國經濟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的當口，是我們把經濟的去國家化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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