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事業更要以正義的方式追求

魏英杰

《財經》雜志“解體”是2009年度新聞界一大事件，原《財經》團隊入主《新世紀周刊》，同樣可謂今年新聞界的一件大事。由《新世紀周刊》原班人馬編輯、出版日期為2010年1月1日的該雜志于去年末剛上市，數日后出版日期為1月4日的2010年第2期《新世紀周刊》再又上攤。不同的是，在新一期雜志上，所有原采編隊伍的名字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胡舒立女士為主的老《財經》雜志團隊(以下或稱“財新傳媒”)的人員名單。

這意味著，自去年9月份陸續出走的老《財經》雜志團隊至此借殼成功，開啟了新的新聞旅程。差不多同時，原《新世紀周刊》全體采編人員在新浪官方博客上發出維權通告——《胡舒立入主，新世紀周刊全體采編被解約》，引發人們對“《財經》變局”的進一步關注。

就這件事情而言，目前需要厘清的是《新世紀周刊》的主辦單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下稱“中改院”)、雜志前投資方天意華、雜志原采編隊伍以及胡舒立團隊之間的關系。如果財新傳媒入主《新世紀周刊》僅涉及與“中改院”的合作(合資)關系，那么如何處理雜志原采編隊伍等“遺留問題”，便該由“中改院”和天意華協商解決，財新傳媒不必為此承擔道德義務或實際責任。這就像租商鋪一樣，房東當然要處理好前租戶的問題，不能讓新租戶來面對前租戶。同樣，這本雜志原采編隊伍要維權，也應該找“中改院”或原投資方，而不能指責財新傳媒。

話說回來，如果財新傳媒有過相應承諾，比如在協議中同意解決原有采編人員的工作安排等問題，那么財新傳媒當然有責任和義務妥善解決好這個問題。而就現有報道和材料來看，胡舒立團隊可能確實在這問題上有過相關承諾，且目前所采取的辦法并不能讓原有采編人員感到滿意。這樣的話，財新傳媒等于把“麻煩”攬到自己身上，一旦處理不慎，這將對胡舒立團隊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回首整個“《財經》變局”的過程，這并不是胡舒立女士第一次失策之舉。不管胡舒立團隊和《財經》主管單位“聯辦”發生了什么矛盾，這種矛盾是否不可調和，胡舒立女士親手扼殺了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影響深遠的一份雜志，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遺憾。《財經》雜志多年來在公眾面前樹立了一個追求正義與專業精神的形象，可隨著雜志的“解體”，這份雜志一夜之間垮塌，變成一堆新聞廢墟，這顯然是一種最壞的結果。

倘若分手已成必然，整個團隊集體出走也極易給人留下不負責任的觀感。且不說“聯辦”所應承擔的責任，也無論這是胡舒立女士的人望所致，還是團隊成員不得不為之，這樣做無疑會給胡舒立女士帶來不小的麻煩，并為她的重新創業歷程埋下隱患。這么多人跟著胡舒立女士一同出走，她在無形中也就擔起了一份責任：以后她做得好，大家“有福共享”，難免有人會認為這是“該得的”；做得不好，失落之余也難免有人會產生抱怨情緒。此外，今后還可能出現新老員工的磨合與沖突問題，以及難以避免的“排資論輩”等職場現象。這對于一個管理者而言，顯然不是什么好事情。

就理想狀態而言，胡舒立團隊和“聯辦”的糾紛本該在框架內解決，以維持這份著名雜志的延續性；框架內解決不成，胡舒立女士應當有所擔當，為這份她曾經傾注大量心力的雜志保留元氣，而不該帶走整個采編隊伍；即便整個采編隊伍主動愿意跟她走，她也應該予以拒絕，然后在新雜志成立之際重新招聘人員，這樣也才能為新雜志的運營打造一個良好的溝通合作平臺。遺憾的是，在這些方面胡舒立女士(不管是否嘗試和努力過)都沒能做到，使得這份雜志陷入紛亂之中。雖說這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能遂人心愿，但不能不說，這是新聞界一個具有濃厚悲劇性色彩的事件。

當然，更有必要指出一點，《財經》雜志發生震蕩，實際上是由其所處的經營結構所決定的，這樁事件所折射的根本問題是媒體所有權和經營權糾葛不清的體制困境。面對這樣的制度性問題，胡舒立及其團隊恐怕也難以一舉突圍。就財新傳媒與“中改院”的合作方式來看，擺脫了“聯辦”的胡舒立團隊也不過是找到了個新東家(雖然團隊成員在新結構中擁有一定股權)。就此而論，胡舒立團隊的遭遇應當被看作國內新聞媒體行業的整體命運的一部分。

只不過，如果說上述情況是胡舒立女士所無法掌控的，目前《新世紀周刊》所面臨的局面并非沒有妥善解決之道。為了安頓整個團隊，展開新的事業，胡舒立團隊必須為此支付成本。倘若財新傳媒之前和周刊主辦單位就原采編隊伍的去留問題有所承諾，現在就該著手進行安排或制定新的處置方案。這是因為，正義的事業更需要以正義的方式去追求——倘若把理想建立在21名《新世紀周刊》原采編人員利益犧牲的基礎上，這樣做不僅有失公允，還讓人對《新世紀周刊》的未來擔憂。

(作者系媒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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