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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當選政協委員是最正確的事情。”三年前崔永元說過的話，現在依然清晰。如今他說：“我剛當政協委員的時候，覺得壓力特別大。對自己的期望特別高。覺得一定要在第一線幫老百姓做點事情。當了幾年之后，我覺得很多事情我還是使不上勁。我很傷感……”

在崔永元傷感的背后，我們看到的不是央視名嘴崔永元而是政協委員崔永元。而讓他傷感的事情如“提案石沉大海，比如提案答復沒有內容”，同樣使我們感到無奈。

但是，同日的《揚子晚報》的一則新聞，給了我們一種完全相反的場景：全國政協委員、地產500強百步亭集團董事局主席茅永紅稱，本身沒有買房能力，就不要來埋怨政府、社會和開發商。他認為，房價不能打壓，而且也打不下去。從中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只見商人的利益話語囂張而不見政協委員的聲音表達，只見商人身影晃動不見委員身份顯現。相比之下，這更讓我們感到無力，比提案石沉大海更讓我們感到困惑。

我們知道，政協委員是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主體。但是，“兩會”之上，同是政協委員身份的崔永元和茅永紅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受，原因何在？只因為公民更需要政協委員身份感的顯現，需要政協委員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不過，當政協委員忘記了自身的責任而只為自身的利益或行業利益說話時，可以說，進入我們視線的就不是政協委員的話語，相反，是一種利益話語，更嚴重的是，如此的話語表達本身就是對政協委員自身責任的推卸和擠壓。

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更多的作為政協委員的崔永元而不是作為商人的茅永紅。曾經，對不少政協委員來說，參加會議只是當成一種光榮的政治任務來完成，他們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了解代表委員應履行哪些職責、如何履行或者說如何積極地履行，而隨著社會利益分化進程的加快，不少政協委員常常夾帶“私貨”而忘記了自身的責任。相比之下，這種做法比“符號委員”更可怕。

應明確，如何更好地促進公共利益，更完整地表達和維護各社會階層的利益，在個人、團體和階層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尋求平衡，是人民政協必須解決的一個難題。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與發展，多元、分化的社會結構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對于以聯系社會各階層、反映多方利益的政協來說，無疑是嚴峻的挑戰。如果任由作為商人的茅永紅們的聲音表達，而不是作為政協委員的茅永紅們的聲音表達，在筆者看來，這本身就是對公共利益的漠視。

委員是“受托付的人”，并不僅僅代表自身的利益，更何況，各階層人士都希望自身的利益得到反映，都希望各自的聲音和愿望得到表達。正如后現代思想家福柯所說：“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因此，當“本身沒有買房能力，就不要來埋怨政府、社會和開發商”之類的話語公然蔓延時，在筆者看來，就遮蔽了其他群體的話語表達和聲音傳遞。

作為委員的崔永元和作為商人的茅永紅，讓我們認清了不同階層話語權表達的落差，即強者與弱者話語權存在不平衡性。也正是在這點上，我們才需要作為委員的而不是名嘴的崔永元；同理，我們需要作為委員的茅永紅而不是作為商人的茅永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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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國兩會財經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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