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 魯寧

連續擔任第十屆和第十一屆人大代表的韓德云注定會被選民們記在心里。此次上京赴會，他所上呈的議案依然立足于呼請國家加快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從速制定并頒行針對黨政官員的“陽光法案”。

韓代表的可敬在于這項議案反映了人民的強烈意愿。韓代表的可貴在于他為促成此項關鍵立法所表現的執著。

就韓代表的此項議案，2006年的答復是“制定財產申報法條件尚不成熟”；2007年的回話改成“全面推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存在困難”；2008年被告知“正在積極開展工作”；2009年答復稱“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今年的議案，韓代表尚未得到答復。不過，有兩條預測似乎可由人們提前給出：其一，只要韓德云的人大代表當下去，他的執著也將延續下去；其二，他先前所收到的四次答復離立法漸行漸近，今年他所收到的答復理當“更顯光明”。

“更顯光明”的判斷未必為社會各界廣泛接受，對“光明”持保留態度的人們，很容易找出如下反證：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內就開始提出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直到1994年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才首度將《財產收入申報法》納入立法規劃，而15年后的去年，此項立法卻又“倒退”至“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一般的立法程序是先有立法建議，建議被采納后納入立法規劃，之后才能進入法案起草的漫長立法程序……

然而人們若把視野打開，“更顯光明”的判斷并非盲目樂觀。基層實踐層面，盡管“無法可依”，但依據陸續出臺、不斷與時俱進“邁小步”的黨內規章，僅2008年以來，看似自發嘗試，實乃得到高層支持，具有試驗性質的官員財產申報試點由新疆阿勒泰發端，相繼在浙江慈溪、四川高縣、湖南瀏陽、江蘇宿遷等地不同程度實施；高層表態及政治承諾層面，十七大報告首次觸及此事，十七屆四中全會再作“適度闡述”。而在2009年2月，溫總理與網友首次在線交流時，非但未回避官員財產申報話題，反而坦陳“我認為這個建議是正確的，我們說要實行政務公開，也要對官員的財產收入實行公開。當然這件事情要做得真實而不走過場”。是為最高層對官員財產申報迄今最明了的回應。

2010年離官員財產申報還有多遠——坦率講，此項普遍民意關切并非今年“兩會”的關注焦點，從已公開報道的“兩會”熱點看，調整收入分配和抑制房價繼續瘋漲才是今年“兩會”的第一和第二焦點。然而，我們之所以把韓代表對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所表現的執著加以議論，在于稍加分析人們即會頓悟：官員率先申報財產是調整收入分配能否收獲實效的一個關鍵前提，同時亦是能否真下狠心調控房價的重要前提(受限篇幅后者不作展開)。

何以如是？不妨從九三學社提交今次政協年會“黨派發言稿”所披露的一組數據說起：最低與最高收入群體收入倍差，1988年為7.3倍，2008年為23倍；一線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1995年為51.4%，2007年為39.7%；居民收入占GDP比重：1992年為68.6%，2007年為52.3%；居民主要收入之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中國占企業成本不到10%，發達國家占50%；因報酬引發勞資沖突案件僅2008年就同比翻了一倍還多。那么誰是“最高收入群體”，現有答案管其叫“一筆糊涂賬”，如此，政府又如何有的放矢地調整收入分配？反之，若黨政官員率先向社會公開財產，那么分批厘清“最富群體”的階層構成、“占富”比例和財富來源，就不會如當下阻力極大看似無從下手，調整收入分配方能做到對癥下藥。

就事論事作討論，官員財產申報屬反腐制度建設范疇。有以上分析在前，此項制度建設還直接關乎調整收入分配，至少確保矛盾不再繼續激化的關鍵切口之選擇。財富有干凈與不干凈、合法獲取與非法攫取、正當獲取與不正常獲取之分，受追究“財富原罪”已無可能且會引發劇烈社會震蕩之約束，調整收入分配重在通過一系列政經改革，首先堵死哪怕部分堵死少數社會成員尤其是通過官商勾結攫取社會財富的各種渠道、暗溝和環節。所見，若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不再成為“空心湯圓”，官員財產申報不但是不可取代的前置條件，亦是有針對性補齊其他制度建設短板的先決條件之一。

憲法賦予全國人大立法權限，人大代表之立法議案理當受到全國人大充分重視。盡快建立立法議案處置程序，規定最長的行或不行的處置時限，類似“陽光法案”這樣的重大立法議案，才不至于變成“馬拉松”式的長跑。建章立規杜絕議案“馬拉松”，全國人大也當抓緊“自身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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