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岡：為何四個月的調查仍難現疫苗真相

早報特約評論員 傅蔚岡

山西疫苗事件余波未平，常州又發生了疫苗事件。近日，數家媒體質疑因生產質量缺陷疫苗而于去年年底被全線停產的江蘇延申生物科技公司已經復工。對于該報道，國家藥監局新聞發言人在3月25日接受有關媒體采訪時表示，問題疫苗的調查進展情況，以國家藥監局網站去年12月3日發布的公告為準。而在這個公告中，藥監部門已經責令江蘇延申生物科技公司股份公司停止人用狂犬病疫苗等全部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并組織專家對該問題疫苗可能造成的風險進行評估。

當公眾對江蘇延申是否有過生產行為產生疑問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向相關監管部門求證消息。但是在此次事件中，國家藥監局“以12月3日發布的公告為準”的回答，不僅沒有消除公眾的疑惑，甚至更加確認了這種不信任。“12月3日發布的公告”是指江蘇延申的生產狀況是按照國家藥監局的公告而停止生產，還是國家藥監局對江蘇延申的掌握情況仍局限于去年的12月3日？如果是前者，那么公眾大可放心，目前市場上并不存在這類的問題疫苗；但如果是后者，那么公眾就該謹慎了：國家藥監局并不掌握現在江蘇延申的生產狀態。

但在四天之后，藥監局新聞發言人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表示：目前有關案件正在調查中，還沒有得出最終調查結論，藥監部門沒有向任何媒體公布過所謂的調查結果。換言之，此前有媒體所報道的調查結論都是不可靠的。

為何權威部門歷時四個月的調查并未給公眾帶來真相？為什么很多人是通過近日香港媒體的一則報道才獲悉此事？當媒體所提供的信息和政府方面確認的信息發生偏差時，我們又該相信誰？這是現代社會中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此前的山西疫苗案中，山西省衛生廳在媒體刊發報道之后的第二天就立即表態，認為經調查核實相關病例均與“高溫疫苗”無關，同時還否認了其他的指控。不過媒體和公眾普遍認為，山西省衛生廳的回應是一次危機公關，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嚴肅的調查。與山西省衛生廳的迅速回應不同，此次國家藥監局的調查則時間漫長：江蘇延申的狂犬病疫苗質量問題自2009年12月3日曝光以來，再無最新結果。如果不是此次相關媒體的報道，估計還將繼續沉默下去。

同樣的疫苗事件，同樣是來自媒體的質疑，山西省衛生廳和國家藥監局作了一緊一慢的兩個回答，但最后的結果卻都是一樣：媒體的報道和官方所掌握的情況不盡一致。媒體和政府面對公共危機時所呈現的不同態度，是當下社會中的常態。對于不少政府機構來說，將信息控制在一定的渠道內而不為公眾所知悉，則是最好的選擇。只是現代社會的信息傳播超出了其控制能力，它才會不得不作出某種回應的姿態。

政府機關的這種態度實際上很好理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少事故的真相僅僅是被限制在一定的群體內所知悉。與媒體這些以信息為生存之道的機構相比，政府掌握相關信息的速度可能并不會很快，加之不少機構的負責人面對突發事件時還是習慣“捂蓋子”，因此政府機構和媒體在相關事件上有相左的態度也就在所難免。加之近幾年來媒體與政府機構相左的幾件事，最后的結果都證實了媒體事先的猜測，因此公眾在更多的時候寧愿相信媒體，而不相信相關發言人的表態。

但對于特定事件的真相，還是有賴于相關政府機構的介入才得以完成。而且在現代法治社會，當任何事件的真相都依賴于一個個合法的證據組成時，政府機構的重要性更是突出。

當媒體和政府所傳遞的信息并不一致時，我們該怎么辦？一個可供參考的辦法是在媒體和相關政府機構之間建立啟動機制：當有媒體公開報道公共事件時，即可視為是有人向政府舉報，而相關機構即負有調查之責。否則，媒體的報道和政府的調查永遠是自說自話的兩張皮，而社會公眾則在這兩種聲音中迷茫：這既不利于發現真相，更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受損的只能夠是社會的公眾利益。當然，更重要的治本之舉還是加快完成建立在有力基礎之上的服務型政府的真正轉型。(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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