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難將那兩個李嘉誠連接在一起，一個是在商業世界中果敢、謹慎，一筆交易可以賺取1500億港元的傳奇商人，另一個則是看到生活不幸的人會眼圈發紅的軟心腸、善感的老人。

也是在10月的那次媒體見面會上，李嘉誠第一次提出了基金會是他“第三個兒子”。這種非常中國式的表達，表明了他對慈善事業傾注的熱情。但人們卻多少難以理解這個已經投入了將近70億的基金會的救助哲學是什么？

在接下來的3年中，李嘉誠一次次做出驚人之舉，2006年1月，他賣出了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的股份，將獲得的10億美元利潤投入基金會，8月時，他又突然宣布，將把不低于財產三分之一的錢捐獻給基金會，按照目前的估計，這將使李嘉誠基金會的財產增加到500億港元左右，成為亞洲最大的私人基金會。

數字當然令人驚嘆，更令人贊嘆的是，基金會越來越清晰的邏輯。“中國傳統的視慈濟心為個人德行，這不足以平衡物欲世界中對貧病的冷漠。”他2005年6月對《亞洲周刊》說，“我們要有新思維去改變我們民族的命運。這是我想去鼓吹、去做的。”

如何從個人道德的完善，轉變成對社會整體變革的推動，越來越變成李嘉誠關注的核心。他血液里流淌的不同因素，彼此糾纏，相互影響。佛家的慈悲心、儒家的兼濟天下的熱忱、西方式的管理模式、上百億的資本，不同的力量通過李嘉誠共同注入到基金會，它會變成推動中國進步的一種不可忽略的力量嗎？

二

慈善業顯然已是一個被過度談論和“政治正確”的話題。政治人物、企業家甚至好萊塢明星，都加入了這個行列。很多時刻，它變成了可恥的自我形象宣傳或是某種道德優越感展示，或干脆是一種對社會風尚的響應，它與被幫助的個人無關。

作家保羅·瑟若克斯批評搖滾明星博諾的援助方式對于非洲的現狀于事無補。他甚至以40年前在非洲志愿者的親身經歷，告訴比爾?蓋茨將計算機送給孩子們的行為毫無用處，他們更需要的是鉛筆和紙。一個被受困的社會真正的變革，必須來自于自身，而不能僅僅依靠外來的力量。

在這一期雜志里，我們試圖尋找一些分享著這種“孤獨的激情”的人。他們絕大多數默默無聞，他們可以調動的資源也有限，但是他們卻以各自的方式，致力于幫助盡可能多的人。比起呈現他們身上令人感動的一面，我們更愿意追尋的是支持他們前進的內心的動力到底是什么，我們也想追問，這種星星點點的個人努力，能否轉化成一種更大范圍內的社會改進，盡管現實相當殘酷。

我們選擇“上善若水”為題，是因為推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特性，那些真心要幫助別人的人，從來都將個人隱藏在這些善行背后。當然，我們的期待不止于此，我們期待的善行不僅幫助別人、減少別人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要激發起被幫助者對未來的希望，喚醒他們對于自身尊嚴的渴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于慈善的理解，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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