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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別林自傳：一生過浪漫生活》
卓別林／著
國際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８月
我常常在想，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娛樂化的社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這樣一個看似多樣化的社會其實卻也有著單調性的危險，因為貫穿于其中的只是一種思維方式：把一切嚴肅和不嚴肅的事物都在調侃中娛樂化，因為只有娛樂化的東西才是有市場的，于是我們整天在銀幕、電視機和現實生活中看到的都是娛樂化的歡笑、娛樂化的眼淚、娛樂化的整個生活。當然這種說法有些絕對，而且，我們面臨的想要成為單調思維方式的還不僅僅是娛樂思維這一種。但是當一種思維方式成為主流，從而用這種思維方式把我們的生活單調化的危險卻常常存在。而有時候，這種單調社會還具有強烈的對人的侵犯性。
查理·卓別林就曾經是一種單調社會的受害者。
在卓別林的自傳《一生想過浪漫的生活》中，卓別林這樣描述他同路易·阿拉貢、讓—保羅·薩特和畢加索三個當時大名鼎鼎的左派會面后的感受：“聽了哈里（卓別林的律師）的話，我也幾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貢、畢加索和薩特聚會一次，就無異于是陰謀推翻西方民主制度。”
此前卓別林剛剛由于他的所謂的“親共產黨”傾向，在離開美國之后被拒絕再次入境。
事情并非沒有先兆。在重新剪接《凡爾杜先生》（它剛剛通過令卓別林頭疼的電影審查）時，這位偉大的藝術家接到了美國聯邦法院執行官打來的電話，要傳卓別林到華盛頓去接受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訊問。被傳訊的一共有十九個人。卓別林以自己不是美國公民和公司會因為自己的離去而遭受損失為理由，沒有去參加訊問。而其他那些發誓要捍衛公民憲法權利的被傳訊者，都因為藐視法庭罪坐了一年牢。
此后卓別林在宣傳他這部自己以為會獲得成功的電影時，也屢屢因為親共問題受到責難。
“卓別林先生來至本市，主持其新片的放映。他既然充分表演了一個‘同路人’（指同情共產黨的人）的角色，我現在就向他挑戰……叫他下不了臺。”這是刊登在紐約《每日新聞》上的責難新聞。而在發布會上美國記者們更是表現了單調思維方式者對拒絕這樣思維的藝術家是如何發難的。
一位靠近前邊的女記者問藝術家：“你是共產黨嗎？”
“不是，請問下一個問題。”藝術家說。……
“你可認識漢斯·艾斯勒？”另外一個記者問。
“認識的，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
“你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嗎？”
“我不管他是什么黨；我不根據政治交朋友。”
可是單調思維者怎么能夠理解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思維方式？另外一個記者問“可是，你好像是喜歡共產黨人”。
“沒有人會吩咐我應當喜歡誰或者仇視誰。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那個地步。”藝術家也不能理解一種思維方式如何會很輕易就把人們的思維變得如此單調，他開始生氣，甚至為自己辯護的話也不知道如何答復。他說自己沒有想到自己想談電影，而結果變成了一場政治辯論。
此后要把卓別林——這位“忘恩負義的共產黨同情者”——“趕到蘇聯去”的言論開始充斥媒體。
移民局提出要向藝術家問幾個問題：“你說你從來不曾加入過共產黨嗎？”；“你有一次發表演說，用了‘同志們’這個詞——這個詞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為什么要奉行共產黨的路線呢？”。
查理·卓別林在回答朋友問他為什么會招致美國人的反感時，似乎很清楚原因。他說：“我最大的罪過當時是，現在仍舊是：因為我這個人是不肯與人同流合污的。雖然我并不是一個共產黨，但是我不肯隨波逐流，跟著大伙一塊去仇視共產黨。”于是這樣，藝術家就開罪了他所說的“特權愛國者”。
一種思維方式的貫穿，從而造成了一個社會的單調。無論這種思維方式的來源和名目多么堂皇，單調后的社會總會給一些不愿意按照這種思維方式來思考的人造成傷害。第一位在古巴找到正在打游擊的卡斯特羅的《紐約時報》記者最終被迫離開《紐約時報》，主編、也是他的好朋友卡特利齊給出的原因是，由于他和卡斯特羅過于接近，所以可能無法保證報道的中立。其實真正的原因問一問那時候被迫離開ＢＢＣ和《時代》的記者，就可能知曉：因為人們無法同那位強大參議員已經貫穿了整個社會的單調思維相抗衡，這個社會已經很單調。就好像奧本海姆本人是不是同蘇聯有聯系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和卓別林一樣沒有這樣思考；二戰時居住在美國的日裔美國人還有沒有同日本的聯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時候的美國社會已經被一種簡單的愛國思維支配。
所以無論是《一九八四》還是《美麗新世界》，做出的其實都是一種類型的預言，奧威爾和赫胥黎也是一個類型的預言家：他們都預言了一種單調思維方式主宰的單調社會是何等可怕。
查理·卓別林的童年相當不幸。一位單身母親試圖把兩個幼子撫養長大的故事總是充滿各種悲慘的情節。但是卓別林成為一位出色的丑角演員的夢想卻是在這樣一個不幸家庭中培養起來的。事后他如我們所知的那樣取得成功。從他的自傳來看，應該說卓別林從來就不是一個復雜的人，他所關心的也許只是電影和通過電影來謀取利潤，甚至他的曾經頗受爭議的私生活在我們今天看來也實在很平常。他也像所有平常人一樣，喜歡炫耀自己同知名人物的關系，畢竟在卓別林的時代幾乎所有人，從政治領袖到知名作家都會喜歡認識卓別林。而這種既偉大又簡單的人往往容易被單調社會所傷害：當卓別林在日本訪問的時候，日本激進團體黑龍會曾經希望借助刺殺卓別林來挑起日美爭端，這時候沒有人會考慮他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當美國記者和部分公眾或者說特權愛國者向卓別林發難時，也沒有人考慮他曾經帶給美國人多少歡笑。對于普通人來說，也是從來沒有人會考慮他們必須為單調社會做出犧牲的。極端的單調社會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一切都是政治的思維方式。
也許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有警惕我們的社會被單調化而讓一種單調思維主宰所有人的思維的危險。最近的一些爭論也已經讓我們看到，始終有人試圖拿單調的思維方式來擠壓采取不同思維方式的人，我們的社會始終存在單調思維的危險，而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它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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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翔
編輯：
xu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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