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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第一次聽到“亞洲價值觀”時內心的不屑。那是1996年，我19歲，自認為是一名年輕的知識分子。西方（它可能只是美國與西歐）在我的知識與價值體系中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近代的政治、經濟、思想體系、近代的科學發現、技術突破都是它們帶來的。我多少相信除去學習它們，我們所能做的甚少，“亞洲價值觀”像是拒絕變革者的托辭。
一年后，金融危機爆發了。長達20年的對“東亞奇跡”的贊美頓時煙消云散。“裙帶資本主義”取代 “儒家資本主義”成為描述亞洲時最時髦的用語，我喜歡保羅·克魯格曼的譏諷口吻，對于亞洲的成就充滿懷疑。
但是，10年過去了。亞洲的經濟增長比最初想象的富有韌性得多。昔日的“四小龍”的復蘇能力令人吃驚，在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謂的被鏟平的世界里，中國與印度正被視作不可阻擋的力量。而經濟增長的確正蔓延到更廣泛的地區，從亞洲大陸這一邊的上海到另一邊的迪拜，新興的亞洲超級城市正在刷新經濟增長的模式。至少在經濟意義上，在歐洲人創造了“亞洲”這一詞匯的200年之后，亞洲越來越可能被視作一個整體，不同國家間關系的錯綜連接感日益強烈。
我對亞洲所知甚少。過去半個世紀里亞洲最偉大的兩個主題——去殖民化和經濟增長，和我的智力成長缺乏聯系。在青春的年代，我想知道紐約、倫敦發生了什么，而不是吉隆坡、胡志明市的生長與演變的過程。一個顯著的事實是，盡管亞洲人得意于自己的物質的豐富，對于自己卻保持著驚人的無知。亞洲創造了世界40%的GDP，但對于描述與分析自己缺乏建樹。至今，我所看到的關于亞洲的著述，主要是來自美國與西歐的作家、學者與新聞記者，而不是出自中國、印度或是巴基斯坦。亞洲總是過分樂于傾聽別人怎么說，卻很少發出自己的聲音；經濟增長為亞洲造就了一批世界最富有的人物，卻沒有產生相應的思想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亞洲的經濟增長本身，更像是杰出的模仿者與應用者，她聰明而勤奮地采用了領先者的觀念與技術，而沒有創造自己的智力儲備。
如果中國注定要成為亞洲的領導者的話，她對于亞洲的理解，就變得至關重要。作為一本試圖報道亞洲事務的中文雜志，《東方企業家》也希望能夠促進更多的亞洲國民加入思考自己過去與未來的行列，用頭腦與雙腳去感受亞洲的多樣性與命運變化。在改版后的第一期雜志里，我們選擇了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嘉誠作為封面人物，他是亞洲20世紀后半葉的經濟成就的最佳代表人物，他如今對于慈善業所傾注的熱忱與想象力，更表明亞洲正在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如何將財富積累轉化成社會變革與社會進步的力量，這將是亞洲下一個50年的最重要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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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知遠
編輯：
xu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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