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世界是平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站在講臺上發出他刻意的感慨時，正好傳來一聲低沉的江輪的汽笛聲。我和幾百名聽眾坐在外灘三號三層的滬申畫廊漂亮的白沙發上，聽著這位世上最著名的新聞記者講解世界運轉之道。這幢設計于1922年七層樓，如今是上海最時髦場所，一個由喬治·阿瑪尼的服裝、高級餐廳與咖啡館、男性護理中心、中國當代藝術畫廊、黃埔江景構成的小世界，象征著消費主義和藝術風尚的結合。

從它的窗口望出去，向左是一排灰色、堅固的花崗巖、歐洲風格的建筑，并不長的中山東一路在70年前被稱作“遠東的華爾街”，大英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匯豐銀行、交通銀行、麥加利銀行、中國銀行，一家接一家排列著，它們是昔日上海繁榮的象征，那個漁民曬網、纖夫拉船的水岸是逐漸被煤渣和水泥覆蓋的，1898年《申報》的一則廣告還正式給予它了名字“外灘”。

對岸的浦東則是一個另一個上海形象——一座由鋼筋水泥、玻璃幕墻、巨大熒光屏構建的21世紀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開國門之后，上海人發現榮耀已經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摹仿者香港都已遙遙領先，將江岸對面的那片農田的開發成金融區是上海重塑信心的舉措之一。

只有雙腳可以幫助人記憶城市，我對于北京充滿溫情，是因為在年少時代，騎著單車不知疲倦的穿過海淀區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樣迷惘的少年一邊長時間的漫步，一邊不知所云的爭論。但是上海，總是從機場到酒店，在出租車上看著南京路與淮海路逐漸遠去。只有一個下午，我和一個美麗的姑娘穿過了弄堂、糕點鋪、中學、郵局，在蘇州河與匯入黃埔江之前分手時，夕陽正斜射過來。

那個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灘終止的。我走進黃埔公園，充滿著花崗巖帶來的堅硬氣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的石碑的底座，刻著官方版本的上海敘事，小刀會的農民起義被視作這座城市的開端，其后是和帝國主義、封建統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爭——上海如何擺脫它殖民城市的命運的艱苦努力，這座曾經懸掛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屈辱告示的公園，現在是人民的公園了，是外地人來此游覽的畢經之地。

歷史充滿了譏諷。灰色的洋樓上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傍晚的風中飄舞，在獲得了獨立半個世紀之后，上海人卻如此懷念十里洋場與百樂門的歲月，甚至日本占領時期的租界都因為張愛玲的小說而散發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對上海總是充滿了偏見，相信它擁有著不可救藥的虛榮和勢利，崇拜金錢，價值觀單調，她的頭腦仍是殖民地式的，對于更強大的外來者采取一種習慣性的取悅姿態，而對于弱小者則盡是冷漠與傲慢。我不喜歡高級餐廳里習慣先說英文的服務員，不喜歡市民們對于己于人外國貨的迷信，對于上海姑娘們過分熱衷于尋找西方男朋友的感到不解，在燈火酒綠的外灘的天橋上是乞討的老人與小孩，在10分鐘內，我沒看到過一位行人愿意給出一毛錢。

我記得歷史學家羅茲·墨菲在1950年代這樣形容上海：“上海是兩種文明交匯的地方，兩種文明都不起統治作用。對外國人來說，已經沒有限制，脫離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監督，每個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無意義的東西……對中國人而言，上海同樣沒有限制。那些選擇這種新生活的人……選擇了割斷同傳統中國的聯系的做法，并擺脫了強加給他們的約束。”

這個上海沉睡了四十年，蘇醒過來，并因新力量的到來帶上了新的色彩。盡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業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卻無處不在。在過去的兩個月中，一樁本地政府的丑聞暴露了權力與金錢的結合與相互利用是多么的顯著。這座超過1300萬人口的城市，也因為政治的壓力，而沒有一家值得尊敬的新聞機構，電視網絡、報紙、雜志是用來傳播時尚、消費、衣著、流行話語的所用的，它們熱衷于評選女性化的美男子，舉辦浮華卻空洞的“風尚大典”，夜色下的黃埔江行駛的是架著巨大廣告牌的游船，它和兩岸的各種閃耀的霓虹燈光的商標牌一樣，既訴說這座城市的自認的驕傲，也刺激著更多的人加入這場游戲——這座城市總是需要這樣的強心劑，更昂貴的房價，更多的消費品，和類似的世界博覽會這樣的浩大行為。

在那個下午，我突然感覺到站在講臺上的托馬斯·弗里德曼與上海在氣質上是如此的相配。這位《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廣告語大全，“Dos資本主義”、“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全球化3.0”，他迷戀于簡化世界，用一種淺薄物質需求來取代人類內心深刻的生活意義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她承繼了舊上海的投機心理、對金錢的熱衷、崇洋，卻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機勃勃，那種包含著罪惡、動蕩、陰謀、暴力的冒險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籠罩在一種令人厭倦的安全和封閉中嗎，那種表面上的自由看起來不過是是買阿瑪尼牌或是杰尼亞牌西裝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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