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民族永遠綁在一起

在西方，在崇禎皇帝上吊五年以后，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也走上了窮途末路。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可以說是東西方世界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代——在這之前的幾個世紀里，西方經過人文主義的大覺醒和科技的大進步，東西方基本上形成了一個不甚偏倚的天平。而隨著明朝的滅亡及滿清的入關，世界的天平失衡了。

亡國先亡天下

對崇禎的死，包括不少史學家在內——眾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結局。雖勵精圖治卻無力回天，國運已經明顯不行，苦苦支撐仍力不從心，正如他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自然，同情崇禎的背后隱藏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沒落的悲嘆。

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然而他同中國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樣，從他登基第一天起，國家大廈將傾、分崩離析的事兒就接連不斷地折磨著他，照史家的說法，他十七年里勵精圖治，企圖中興振作，但終是無力回天。國人對于亡國之君的印象是商紂王、秦二世、陳后主、隋煬帝、宋徽宗之類的主兒，這些人或殘暴無情，或荒淫無恥，或昏庸無道，或懦弱無能，不亡沒有道理；退一步講，如果亡在他的祖輩萬歷皇帝朱翊鈞——這個人懶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長天啟皇帝朱由校——這個人重用太監大搞特務政治，卻在皇宮里對自己的土木手藝手舞足蹈樂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國之君的名義最終落在了崇禎皇帝身上，確實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觀點是：崇禎是在為萬歷和天啟兩代皇帝充當亡國之君的替罪羊。

中國歷史上的腐朽黑暗時代人們歷歷可數，最腐朽黑暗的我認為應該是在崇禎之前的天啟年間。為什么？為一個活人造生祠，這本來就有些出格了，況且這個活人是個流氓無賴起家的閹人；這還罷了，建祠的檔次竟還要同“萬世師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顯赫得無以復加，在美麗的杭州西子湖，閹人的生祠建在岳飛墓和關公廟之間，讓一位過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長嘆一聲！但這一聲長嘆的代價卻是慘遭毒打，身首異處。全國各地都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開封甚至扒了兩千間民房建起一座氣勢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為建生祠還拆了學堂和其他廟宇。這個閹人魏忠賢的最大功績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還在于一個國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東林黨人前仆后繼但都一一慘敗后，熟讀圣人書的人們開始選擇沉默，而相當多的選擇了拍馬逢迎。試想，有那么多的當官為政者情愿甘當一個閹人的鷹犬，甚至干兒干孫，朝野充斥著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兒義孫”之類腌渣雜碎，朝政的風氣已經無恥到何等地步？讀到這一頁歷史，三百多年后還讓我們為民族里這樣一群人的丑陋、虛偽、兇惡、囂張與軟弱感到恥辱，而這些事情真可謂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禎就是接手這樣的一個爛攤子，但他以十七歲的小小年紀，驅逐客魏，剪除閹黨，整肅吏治，卻顯得干凈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個國家的期望。當時，許多士人和百姓都覺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轉，將開始新的復興了。

然而，爛攤子畢竟是爛攤子，并且這個爛攤子已到了爛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異常的弊政，尤其是后來天啟年間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實正在滑向無盡的深淵，以至于朱由檢從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覺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龍椅，而是一座正噴薄著憤怒與仇恨的火山口。崇禎元年，餓殍遍野的陜西已燃起饑民起義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農民風暴正在醞釀。而長城關外的東北，后金貴族早已崛起，努爾哈赤的子孫正虎視眈眈覬覦著關內的大明朝——在他們的眼中，大明朝無疑于圈養的無數肥壯牛羊等待著他們去宰割，去分享。內憂外患，一邊像蔓延而來的大火，另一邊又像呼嘯而來的大潮，這就是崇禎帝朱由檢接手是的窘況，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愈加地嚴峻。朱由檢不由地先亂了陣腳，繼而手足失措，繼而焦頭爛額。可以說，憂心忡忡的心態一直貫穿著崇禎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們在評述崇禎帝時，大多認為其痛失江山的一個致命之處在于兩個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難以一貫始終，多疑使他難以容忍失敗，多疑使他變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毀長城。人們看到，無論是防御后金的邊塞還是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將領們，都竟如走馬燈一般調換。人們看到，類似袁崇煥這樣出色的將領不是死在疆場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場上；人們還看到，崇禎帝在洗滌魏忠賢的閹黨集團后，多疑使他最終啟用的不少人竟還是閹人，只不過換成了自己親信的閹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