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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克魯尼在2005年推出了兩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一部是他執導的《晚安,好運》,一部是他制片的《辛瑞納》,同時他在影片中都有著“恰當”的戲份。這兩部電影無疑強化了他在好萊塢“名副其實的自由派”的身份。于是,好萊塢將2005年稱為喬治·克魯尼年。而這兩部影片都是非商業、非主流的,它們與美國的歷史、政治、經濟緊密聯系。兩部影片的共同點是需要觀眾具有一定的背景知識才能“準確地”入戲,或許這兩部影片適合的觀眾是:從事媒體、商業和國際關系工作者。
《辛瑞納》有著網狀結構的敘事,抨擊了美國經濟核心“石油體系”的現有建制。它涉及美國石油體系的運作與幕后操縱,與全球經濟之間的聯系,中東問題,企業間的合并與司法介入等等,這些都是“非常美國”的問題,要想讓他國觀眾興奮起來是很難的。《晚安,好運》亦是如此,要真正看清這部影片,它的幕后信息非常重要,比如麥卡錫主義,愛德華·莫羅(本片主角)其人,當下美國的社會氛圍,以及克魯尼本人的政治傾向和個人情結。而另一方面,喬治·克魯尼的思考方式也“非常美國”,大而化之、淺顯明了,所以看這兩部影片并不會十分吃力:他對莫羅的個人崇拜與對50年代電視演播室的迷戀,以及黑白影像的選擇,都令《晚安,好運》有一種迷人的質感;而《辛瑞納》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在人物架構如此復雜的狀況下,敘事節奏和場面調度都相當從容自信,流暢簡潔。即便我對石油經濟、中東問題的大部分知識僅來自官方的媒體,但對于理解這部影片沒有任何障礙,尤其是對于這部影片重點刻畫的三個人物(基層間諜、能源專家、高級律師)陷入道德困境的理解。
先說《晚安,好運》的背景。20世紀50年代是冷戰最緊張時期,美國社會產生了某種“赤化焦慮癥”,生怕共產黨和共產黨思想暗藏在美國本土。“來自威斯康星州的資淺參議院約瑟夫·麥卡錫”,嗅到這種氣味后捏造了一份“共產黨員名單”,成立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肆意傳喚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好萊塢電影人,要求他們在聽證會上接受盤問,做“思想自白”。而“麥卡錫主義”顯然是違背美國憲法修正案《權利法案》中對公民的思想與言論自由的保護。很顯然,喬治·克魯尼認為當下布什政府推行的某些“反恐”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令美國社會有重新陷入上個世紀50年代的錯誤泥潭的可能。
從克魯尼本人來說,他對CBS主播愛德華·莫羅孤身抗擊麥卡錫,在自己的王牌節目《現在請看》中疾呼“我們不可以把異議和叛國畫上等號”的聲音,感觸良深。曾經有刊物將他與肖恩·潘的頭像并置于封面,打上了“Traitor”(叛國賊)字樣,原因是他們都反對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另一方面,克魯尼的母親曾長期在電視臺工作,父親則是新聞主播,這令他對新聞工作者有著更深一層的情感。這些情感,在《晚安,好運》的每一個鏡頭中都可以捕捉到。
而《辛瑞納》是根據在中東工作二十多年的美國特工羅伯特·貝爾的回憶錄改編,顯然故事已經進行了移置:幕前的時代從六七十年代變成了“9·11”之后;幕后的話題從冷戰時代蘇聯的軍事威脅,談到了當下中國的經濟威脅。更重要的是,這部電影的重心不是中央情報局、不是間諜戰、不是明星,而是一個美國最關心的問題——“石油”。克魯尼說這部影片“不是要攻擊布什政府,而是要抨擊已存在了60、70年的整個建制。石油經常都是這體系的中心。”客觀來說但另一方面,史蒂芬·加格漢對于“美國問題”的描寫依然十分“美國化”,他的反思與對人物的描寫都尚淺,或者說他沒有抓住核心問題深入剖析,這也是由于他的劇作實在過于龐大。
我對《晚安,好運》的評語是“精致”而“單薄”。克魯尼巧妙地使用了黑白底片拍攝,有效地還原了歷史場景,并讓麥卡錫得以“現身說法”——作為“反角”的麥卡錫并沒有演員去扮演,而是全部采用真實的影像資料,然后被聰明地剪輯在影片中。影片沒有采用配樂,只是在劇情間隔時,鏡頭會給到CBS大樓中的另一間演播室,請著名的爵士女歌手黛安娜·瑞芙“現場演唱”,這樣給這部多少顯得有些平淡的影片增加了節奏感與抒情韻味。這幾種手法的使用,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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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xu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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