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陶瓷內幕案劉寶春獲刑5年證監會兩度出具認定(2)

2011年01月05日 03:1121世紀經濟報道【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或許是因為意識到買入股票的行為“存在問題”，劉如海賬戶的股票從高淳陶瓷復牌的第一個交易日——5月22日就開始逐步賣出，其中，22日賣出7700股，25日和26日分別賣出5600股和17500股，6月3日和4日分別賣出5800股和14000股，而在這之前高淳陶瓷的股價一直封于漲停板；剩余股票則在6月5日-24日之間賣出。

控辯之爭

根據公訴機關的指控，劉寶春作為內幕信息知情人員，與被告人陳巧玲共謀，在價格敏感期內利用該信息進行股票交易，情節嚴重，兩被告人的行為均構成內幕交易罪。

劉寶春則辯稱，由于其僅是十四所與高淳縣政府商談重組高淳陶瓷的牽線聯系人，對于重組的談判過程、談判能否成功其不清楚，不屬于內幕信息知情人。

同時，劉寶春認為，其購買高淳陶瓷股票時內幕信息尚未形成，因此不能認為利用了內幕信息，而其購買股票時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內幕交易犯罪”。

為劉寶春辯護的江蘇三法律師事務所律師周羽正和劉偉則認為，作為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的劉寶春，并不適用于內幕交易罪的犯罪主體。他們的依據是《刑法》180條規定，“內幕信息、知情人員的范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確定”。

實際上，現行立法中，僅《證券法》第74條進行了相關規定。但對照相關條款，作為公職人員只能對應“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人”一項。

而證監會制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39條中，將重組的直接參與者、證券行業的監督管理者、提供證券中介服務機構和人員，列入內幕信息知情人員，但沒有將政府機構公務人員列入其中。

就在劉寶春案開庭前夕，2010年6月24日《中國證券報》的消息稱，擬將“國家工作人員”列入“知情人員”的范圍。

據此，辯護律師認為，“被告人劉寶春在整個重組過程中起到的只是牽線搭橋的作用，其沒有參與籌劃、論證、決策、審批等環節，因此不具備作為內幕信息知情者的主體資格”。而在認定劉寶春為內幕知情人時，證監會應該有作為依據的普遍性規章，而不是采用個別“認證”的方式。

同時，辯護律師認為，無論從信息產生主體、信息的具體內幕還是信息產生的時間，劉寶春所知悉的信息并不必然為法律上所稱的內幕信息。

爭議焦點在于辯方律師認為2009年3月6日十四所和高淳縣政府商談的合作框架并未表示雙方就合作達成一致，因此，內幕信息價格敏感期應當從當年4月19日正式協議簽署期開始。

不過，證監會2010年3月17日出具的一份關于劉寶春等人涉嫌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案有關問題的認定函中直接認定，“內幕信息的價格敏感期為2009年3月6日至4月20日”。

由于偵查機關的申請，證監會去年4月22日對于劉寶春案進行了補充認定，在重新確認劉寶春為高淳陶瓷重組事項南京市政府部門聯系人的基礎上，正式認定其“屬于《證券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

雖然辯方律師稱這一補充證據的合法性不應被法庭認可，但一審判決正是基于該補充意見，公訴方認定劉寶春為內幕信息知情人身份被法院采納。

法院認為，從時間來看，2009年3月6日形成的合作框架是內幕信息的第一次書面化，雖然此后數易其稿、不斷完善，但是，十四所受讓國有股和成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實際控制人的內幕始終被保留，即十四所重組高淳陶瓷“借殼”上市的總思路一開始即已確定；而劉寶春在價格敏感期內外借巨資買入巨額高淳陶瓷股票，謀取巨額利益的行為，充分證明其是內幕信息知情人。

對此判決，辯方律師周羽正認為：如果說證券監管機構依據“推定”的方式對相關違規主體進行行政處罰還可以接受，人民法院在《刑法》明確規定“無罪推定”的情況下，以“推定”的方式(證監會相關領導接受記者采訪時的用語)認定劉寶春構成犯罪已違反刑事司法準則。

此外，辯護律師對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等單位作為證人的主體資格亦提出異議，但法院未予采納。最終，法院認定劉寶春和陳巧玲的行為均構成內幕交易罪，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劉寶春為主犯，應對全案擔責；而作為從犯的陳巧玲依法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鑒于兩人初犯、偶犯，且案發后退出全部贓款，在庭審中認罪態度較好，均酌情從輕處罰：劉寶春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750萬元，陳巧玲免于刑事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