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股份以保護商業信譽行霸道公關

經濟觀察報因為四篇報道凱恩股份內幕交易的新聞和深度調查(兩篇在報紙網站刊發，兩篇在報紙上刊發)后，其記者仇子鳴則被凱恩公司所在地的公安機關進行了網上通緝，其理由是“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據經濟觀察報方面介紹，這家公司曾至該報華東站進行“危機公關”，但被遭到拒絕。而向該報提供新聞線索信息的一家財務總監也已經被抓捕。

暫且不論凱恩公司、記者、媒體和財務總監熟對熟錯。從出發點的角度看，對企業，維護自身的正當而合法的權益，從媒體，則是行使第三方的信息披露、挖掘新聞、實施社會監督以確保信息的公開透明的權利。而財務總監則可能是出于維護公平、正義之心態。但不管如何，在財務總監和媒體曝光凱恩的所謂關聯交易的時候，就應該有一把法律的尺度，即能不能曝、真實性有多大、加入存在失實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會對企業和股民造成什么樣的損失？

既然被媒體曝光了，那么凱恩公司到底有沒有關聯交易或者關聯交易的程度如何？自有法律和相關機構去查實，我們暫且無從得知，也不論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是，從企業危機公關的角度看，凱恩股份肯定是失策的，或者這種處理手段并不高明！

作為正常的一個危機管理途徑，就上海卓躍營銷咨詢傳播機構首席咨詢顧問龐亞輝看來，作為公司方，應該做幾方面的工作，第一，與當事媒體進行積極的溝通，對記者的疑點或者不實之處給予說明，即便報道，應該是兩邊信息的采集，從而引導輿論。第二，跟公眾、投資人進行公開的說明，或者說明，媒體報道的究竟屬不屬實，企業存在什么不足，報道失實的地方在哪里？要給公眾一個明確的答復和公開的說明，以公開引導輿論方向，確保公司公開透明，否則輿論和投資者就可能偏聽偏信，影響股價和公司的經營。第三，對內部，及時通報信息，穩定員工的心態，減少內部猜測，形成一致對外的聲音。第四，如果可能，或者自身過得硬，經得住輿論與法律的檢驗，那么不妨邀請當地主管部門、政府機構等利益相關方，作為企業的堅強后盾，發出有力的支持和理解的聲音，給予輿論和公眾以有力的佐證，這才是最有效的公關手段。第五，就是對媒體和記者，企業必須要給予慎重的判斷，究竟他們的系列報道有多少水分或者認為報復的因素在里面？能不能起訴，如果通過法律途徑，勝算的把握有多大？這需要評估和權衡的。

就龐亞輝根據目前外圍的判斷，凱恩股份目前利用當地警方對記者的網上通緝，未必是上策！首先，記者是經濟觀察報的雇員，而平臺是經濟觀察報，因此，如果這個報道有問題，確實因為捏造事實而給凱恩股份帶來損失，記者和經濟觀察報誰都脫不了干系，二者是一體的。因此，如果因為這個報道，而把報社放棄單單起訴記者，即便凱恩股份“身正”，也未必能夠服眾，大眾和輿論會認為企業在“以強凌弱”。再者，當勢單力薄的經濟觀察報記者被凱恩股份起訴的時候，勢必會被廣大的媒體記者同行同情，而一旦眾多媒體有了憐憫之心，而且設想到自己哪一天也可能淪為“被通緝”對象的時候，可能會形成媒體記者的無形聯盟，發起對凱恩股份的總攻，如果到了那一天，凱恩股份可能就不僅僅是“商業信譽”的損失了！

我們可以再聯想一下，當年富士康起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索賠3000萬，有什么結果了？被輿論群起而攻之，被媒體鋪天蓋地地聲討，聲名狼藉，最后不得不撤訴！所謂，凱恩股份的危機管理之路還很漫長，危機公關能力還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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