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記者因正常報道遭報復 已上報新聞出版署

針對記者仇子明的通緝令于2010年7月23日由遂昌縣公安局經偵大隊簽發；報道“紙包子”新聞事件的記者訾北佳，曾因損害商業信譽罪獲刑

【《財經》記者 張有義 徐凱】針對記者仇子明的全國通緝信息，至今仍可在除浙江以外的多個省份的公安機關網絡系統查詢。此前，《經濟觀察報》發表了有關凱恩股份(002012.SZ，下稱凱恩股份)內幕署名仇子明的系列報道。

2010年7月28日上午，針對記者仇子明遭通緝一事，《經濟觀察報》副總編輯王勝忠向《財經》記者表示：此事件是上市公司對公眾知情權的踐踏，是對新聞報道的不尊重。經濟觀察報社已與當地政府進行溝通，并將此事件正式上報中國記協和新聞出版總署，申明記者因正常報道而遭遇報復的不公遭遇。

6月5日，仇子明采寫了批評性報道《凱恩股份“偷天換日”謎團》，批評這家公司在過去的改制、土地轉讓以及上市公司資產轉讓等環節存在問題，涉嫌國有資產流失。而凱恩股份實際控制人王白浪自今年1月開始大幅減持凱恩股份股票，截止報道日期套取現金近2億元。

6月22日，仇子明再次對凱恩股份采寫了調查性報道《凱恩股份再調查：隱瞞的關聯交易》。報道稱，凱恩股份涉及到的凱豐紙業的收購，以及另外兩宗對浙江亨寶德紙業的收購行為中，均可能存在關聯關系的嫌疑。

仇子明是《經濟觀察報》上海記者站記者。7月27日，一則微博透露了浙江遂昌縣公安局正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全國通緝仇子明。遂昌縣是凱恩股份總部所在地，隸屬于浙江麗水市。

7月27日晚仇子明通過其微博表示，“我知道我會被鎖定IP，但我發完這條微博就換地方了。之所以出來說話，就是我不怕，我所報道的都是事實”。他同時稱：“公司找人行賄我未遂。我的消息也很靈通，公安部剛通緝我，我就知情了，我是潛伏，不是潛逃，只是不想進去了吃苦頭。”另一條前些日子的微博則稱：“公司賄賂我5位數以上的鈔票，不要；公司賄賂我一臺筆記本電腦，不要。公司行賄我本人未遂，變相行賄我的報社，6位數以上的廣告費，差點談妥，但我的編輯和部門領導不同意，多方斡旋，最終寧可不要廣告費，也把稿子發了。”

據《財經》記者獲知，針對仇子明的通緝令于2010年7月23日由遂昌縣公安局經偵大隊簽發，這份已發往全國的通緝令包括仇子明的出生年月、籍貫、地址、工作單位，并稱：“2008年以來，該犯罪嫌疑人利用網絡散步(這里“步”應為“布”，原表述如此。—編者注)虛假信息及公開散發傳單，詆毀某公司，嚴重影響該公司生產經營，其行為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名。”

王勝忠稱，凱恩股份并沒有就記者采寫的報道與報社或上海記者站負責人直接溝通，而是采取要么恐嚇記者，要么想危機公關“擺平”報社等手段，最終竟直接通過公安機關通緝記者。這是對公權力的濫用，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嚴重踐踏，全社會應對打擊報復記者事件“零容忍”。

王勝忠表示，媒體記者代表了公眾利益。《經濟觀察報》一向敬畏手中“公眾知情權”的公權力，從不敢濫用。本報記者仇子明針對凱恩股份的報道采訪扎實，證據充分。如果《經濟觀察報》記者在新聞采訪原則下的工作，都會遭到打擊報復，可想見凱恩股份在當地是如何一手遮天，不尊重基本社會規則。

王勝忠呼吁上市公司監管部門介入此事，查清凱恩股份存在的問題，還原事實真相。

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罪援引自現行《刑法》第221條規定，即“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認定此罪。該條款同時規定，凡觸犯者“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2007年8月12日，“紙包子”假新聞事件的始作俑者訾北佳即獲此罪，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罰款1000元。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告訴《財經》記者，對于損害企業信譽罪，最高法院應出臺一個司法解釋，對于媒體及媒體從業人員在什么情況下觸犯法律，什么情況下不觸犯法律，做一個界定。因為知情權不等于言論自由，它屬于公共領域的范疇，不具有國家強制力，在一些復雜的報道上應當允許有一些疏漏。在保障企業權益和公眾知情權之間，應當有一個平衡，這樣也有利于企業維權。

“目前，中國沒有新聞法或者大眾傳播法，新聞報道的邊界模糊不清。”喻國明認為，一般來說，報道的責任主體應當是媒體，而非其從業人員。目前大量記者被起訴，是企業的一個訴訟策略，為的是給予記者群體一個威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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