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31日 01:43經濟觀察報【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安東尼·劉易斯 徐爽

在狄更斯的 《馬丁·朱述爾維特》(MartinChuzzlewit)中，同名主人公搭乘一艘班輪來到美國。那時的紐約港簡直是報童的天下，他們手里揚著五花八門的最新小報——《紐約刺客》、《偷窺者》、《家庭間諜》等大聲叫賣。“號外！號外！”……“休厄曝光華爾街黑幫，休厄曝光華盛頓劫匪，休厄獨家報道國務卿八歲時就是個無惡不作的撒謊精，極具爆炸性，他當年的保姆親口爆料！”

英國編輯和記者們背負的新聞從業者的傳統形象比起他們的美國同行可要久得多：聲名狼藉，放蕩無忌。不過，對于這種老式職業形象最為經典的描寫還是發生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舞臺劇《頭版》及其電影版《星期五女孩》。記者們齊齊坐在寫稿間里，一邊喝著紙杯里的威士忌，一邊開始制販謊言。主人公把逃犯藏進有蓋書桌，無情的編輯勒令所有獨家報道必須在導語部分出現報紙的名字。他們是一群草莽記者，曉得何時應該遠離風險，何時應該抓緊機會，既不自命不凡，也不矯揉造作。

時至20世紀中葉，美國記者們開始流行喝白葡萄酒了。他們念過大學，有些還拿了碩士文憑。當然，他們的野心也隨之攀升。大牌記者們希望能住在華盛頓，世界的中心；希望能與國務卿共赴晚宴。這樣說似乎有嘲諷之嫌，但不算太過分。過去的記者慣于在外奔波，薪水微薄。但是現在，無論在華盛頓還是在其他地方，“名記”儼然都成了上流社會的一部分，衣著光鮮，派頭十足。他們現在自稱“新聞從業者”，而非記者。然而，與權力靠得太近，令人憂慮的危險也隨之而來。在華盛頓，這一切簡直就在眼皮底下。你能夠想象一位知名“新聞從業者”在結束了宴會應酬后，還會回去寫一篇批評當晚坐在他旁邊的內閣成員的時文嗎？

倫敦 《泰晤士報》專欄作家伯納德·萊文(BernardLevin)曾經嚴肅地談到媒體所假設的 “責任”(但凡英國人使用“責任”一詞時，都是在指對官方機構的責任)。萊文寫道，“媒體根本沒有義務對官方負責，倘若有一天它們必須承擔這種責任時，那只能是自由的災難……我們應該也必須繼續扮演盲流和不法之徒的角色，因為惟其如此，方能保持對我們生活其間的世界的忠誠，探求其他人無法接近的真知，發出其他人發不出的聲音。”萊文熱愛香檳與歌劇，但這也阻止不了他敢于不斷揭露權貴們的貪腐與錯漏。

媒體的最高責任是讓民眾知曉政府的所作所為，這是詹姆斯·麥迪遜在美國建國初期就為媒體定下的基調。麥迪遜說，在一個共和制國家，民眾才是最終的主權者，他們需要借助媒體提供的信息，來了解公眾人物們究竟在做些什么，因此，媒體必須能夠自由地“徹查公眾人物的品行和作為”。從某種程度上講，麥迪遜也是一個倡導出版自由的浪漫主義者。他在1799年寫道，“當媒體對政府濫權加以監督時，世界應該為理性與人道最終戰勝了謬誤與壓制而感到慶幸。”

今天的美國媒體在面對聯邦政府時，需要發揮麥迪遜所預期的那種作用是其本人都難以想象的。在麥迪遜時代，聯邦政府無論從規模還是作用上都是非常有限的，這種狀態一直保持到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隨著新政措施開始推行，新的政府機構紛紛誕生，白宮開始接管以前由州政府或者非政府組織管理的事務。現在，聯邦政府已成為一個龐大而強勢的機構。聯邦官員經常秘密行事，成群的發言人隨時待命為他們提供辯護。喬治·華盛頓曾尊尊告誡政府應避免陷入外交事務的泥潭中，如今，白宮卻被全球政治和軍事問題纏得無法脫身。

想要獲得政府的機密文件，要求新聞機構掌握大量資源。它要求新聞機構樹大根深，堅如磐石，就像《華盛頓郵報》那樣成功地應對“水門事件”的調查，或者如《紐約時報》一般連載五角大樓的文件。當然曝光這樣的事件同時還需要面對經濟和法律威脅的足夠勇氣。

在五角大樓文件案的附議中，斯圖爾特法官認為媒體在國家安全領域扮演了尤為重要的角色。他說，在這一領域，通常的立法權和司法權對行政權力的制衡很難實施，國會和法院往往會偏袒總統。因此，“對政府政策和權力惟一有效的限制……也許就依賴于一個開明的公民社會，惟有這樣的社會方能產生開放性、批評性的公共意見。基于這樣的理由，一個時刻警覺、敏銳且自由的媒體對于實現第一修正案的基本目的相當重要。沒有自由而開放的新聞界，就沒有開明的民眾。”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美國媒體在接受越戰以后最為嚴峻的這場考驗時無疑是失敗的：2001年，紐約和華盛頓的“9·11”恐怖襲擊發生后，政府權力在急劇膨脹。

恐怖襲擊之后的數月內，布什總統宣稱行政機構有權不經審判或律師介入拘留任何被視為“敵方戰斗人員”的美國公民。他的司法部長也下令清查數萬外國人，對可疑分子實施長達數月的拘禁，并經常施以侮辱和虐待。

與此同時，布什總統和他的助手們也在為對伊宣戰積極準備，他們極力勸說美國公眾相信薩達姆·侯賽因在伊拉克的統治與“9·11”恐怖襲擊有關。他們的宣傳活動獲得了極大成功。2003年3月，也就是伊拉克戰爭發動之前，有調查數據顯示：45%的美國人相信薩達姆·侯賽因 “以個人身份”介入了“9·11”恐怖襲擊，而44%的美國人則認為，發動襲擊的劫機犯中有數人是伊拉克人。事實上，這兩個想法都很荒謬，并非實情。我們回過頭來看，斯圖爾特法官所講的“開明的民眾”有多重要。

那一段非常時期里，媒體又呆在哪里呢？最善意的回答只能是：外出就餐。當政府逮捕了兩名美國公民，并且未經審判即以“敵方戰斗人員”的罪名予以羈押時，報紙上只刊登了簡短的報道——絲毫沒有意識到憲法的存在。清查外國人也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直至這一措施已經實施了很長一段時間。 反對伊戰的游行備受冷落，以至《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事后不得不為他們的疏忽致歉。

水門事件和五角大樓文件案也許標志著所謂“老牌資深媒體”的一種新姿態。二戰以后，媒體對聯邦官員簡直稱得上畢恭畢敬。在當時壓倒一切的美蘇爭霸問題上，首席記者與專欄作家們分享著政府的看法，他們大贊官員品行可嘉，智慧過人。然而，這些假設都在越南戰爭中化為碎片。記者們發回的報道遠比官方聲明準確得多，高層官員則竭力掩蓋這一事實。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哈羅德·埃德加(HaroldEdgar)與貝諾·施密特(BennoSchmidt)教授聯合撰文指出，《紐約時報》決定登載五角大樓文件，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新聞界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政治家們認為的敏感信息的邊界，并在此界限內最大限度地展開工作”。

“9·11”事件以后，這些充滿贊譽的評價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呢？媒體不再是批評者或者質疑者，而幾乎成了官方觀點的速記員。在刊發布什總統關于“反恐戰爭”的講話時，媒體對于他所強調的“非常權力”保持了異常的沉默。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Ashcroft)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說，“有一些人認為我們的措施會讓人民失去自由，并且以此恐嚇熱愛和平的人們，對于諸如此類的幻覺，我只能這樣回應：你們的意見只是在助長恐怖分子的氣焰，因為他們破壞了我們國家的團結，并企圖打擊我們的決心。他們正在給美國的敵人提供武器。”面對這樣的言論，新聞界連眉頭也沒皺一下。

為什么媒體在“9·11”事件以后變得如此聽話？其中一個理由或許和大多數美國民眾一樣，編輯們被恐怖襲擊所震駭，感到有必要萬眾一心共同對付外敵。那么，這仿佛就意味著要團結在總統的身后。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在這種恐慌氣氛中批評總統多多少少會顯得不夠愛國。實際上，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特本人就曾說過，爭論就是不愛國。

媒體聽命于白宮的程度在“9·11”事件發生一個月后顯露無疑。當時，五大廣播電視網都播出了恐怖組織首腦奧薩姆·本·拉登的一段錄像。隨后，布什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Rice)在一次電話會議上接通了廣播電視網高層主管。她警告后者，今后在播出本·拉登的任何影像節目時，都要刪除其 “煽動性講話”。美國廣播電視網絡的執行總裁們紛紛表示將來只播出“刪節版”。其中一位聲稱，“我們并不想觸她(賴斯)的雷區。”或許，一種更為坦率的說法是，“我們不想看起來不愛國”。

所幸，媒體已經開始及時地從這種恐慌和疲態中恢復過來。布什總統在單邊權力問題上一貫放言無忌的作風越來越讓人不能視而不見。他的一位司法部律師曾經建議，他可以下令折磨在押的恐怖分子，而且國會并沒有權力阻止他這樣做。作為這次 “進諫”的后果，許多外籍囚犯被施以酷刑，有些甚至因此喪命。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震驚了整個國家。

以《紐約時報》決定披露布什總統的一項秘密指令為標志，媒體的恭順時期結束了。在未經法律授權的情況下，總統下令對美國人的國際電話實施監聽，這一命令是對聯邦刑事法律的公然踐踏。如同在法律備忘錄中宣稱總統可以授權虐待囚犯一樣，它再次證明總統正在凌駕于法律之上。竊聽門事件和水門事件帶給我們的經驗教訓形成了鮮明對比：法律應該從上到下一體適用。媒體不能也不應該對權力濫用的種種跡象無動于衷，報紙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報道記者也贏得了普利策獎。

我曾經在英格蘭生活過數年時間，發現英美兩國在對待媒體自由方面的態度大不相同。1981年，一個民權組織代表某在押囚犯提起訴訟，該囚犯稱其在英國獄內受到虐待。囚犯的律師哈里亞特·哈曼 (HarrietHar-man)要求調閱監獄管理的相關文件。在要求遭到拒絕后，初審法院的法官下令監獄交出部分文件。哈里亞特在公開庭審時宣讀了文件的內容。一家新聞報紙的記者因未能完全記錄下來，請求哈里亞特給他一份該文件的復印本；她給了復印本，并因此被判藐視法庭。在該案的上訴審中，丹寧勛爵指出：“在本案已經公開的高度機密文件中不存在公共利益。當事人履行保密義務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本案中的記者對于機密文件的使用嚴重危害了我們社會的正常秩序。這些人慣于挑起對行政首腦和政府雇員的不公正的攻擊，而后者只不過是在盡最大努力對付一名邪惡的罪犯。”

我們需要記住，這一結論針對的是“泄露”了某個已經在法庭上宣讀過的文件，它也針對了一個也許曾經“邪惡”而現在正處于政府部門監禁之下的罪犯，因此他所受到的任何虐待都是一個值得公眾關注的事件。然而，哈曼案的裁決是確定不移的。

令人憤怒的哈曼案在今天的英國社會已不可能重演。法律已經適應一個自由社會的需要。英國議會通過法律批準《歐洲人權公約》適用于英國法庭，其中一條規定即要求新聞自由。

類似于哈里亞特·哈曼案一類的案件在美國不可能發生，除非某位極不謹慎的法官完全忽略了第一修正案。動用藐視法庭罪的權力來壓制人們對于法律事務的評論，這樣的手段早在1941年具有歷史意義的布里奇斯訴加利福尼亞案 (Bridgesv.Cali-fornia)中就被最高法院否決了。

哈里·布里奇斯 (HarryBridges)是美國西海岸碼頭裝卸工人聯合會的左翼領袖。當時，加利福尼亞州法院對某一案件作出的裁決可能會對他所領導的聯合會造成不利影響，布里奇斯便給美國勞工部部長發了一份電報，批評該項裁決。于是，法官以藐視法庭的罪名監禁了布里奇斯。布里奇斯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將此項藐視令與加利福尼亞州向《洛杉磯時報》發出的另一項藐視令并案審理。《洛杉磯時報》刊發了一篇涉及兩名卡車司機聯合會成員涉嫌對他人實施毆打的刑事案件的報道，責任編輯因此被告上法庭。編輯聲稱，如果他們被判緩刑“以觀后效”的話，那么法官無疑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因為公眾需要“知曉他們對黃麻加工廠進行的采訪”。

此時，最高法院內正在秘密上演一出大戲，這幕大戲直到四十多年以后隨著布萊克法官紀念文集的問世才得以呈現在公眾面前。1940年10月，兩起案件進行了第一次討論。會議上，法官們以6票對3票的結果維持了原告的藐視法庭罪判決。首席大法官休斯委派法蘭克福特法官撰寫多數意見。法蘭克福特極其推崇英國法，于是，這種傾向貫穿于他所起草的意見書。他說，法官有權懲罰對法庭內部事務說三道四的評論，這是“盎格魯-美利堅司法行政體系的組成部分和應有之義……我們相信，所有英語世界國家的司法部門都會不斷地確認并行使此項權力……”

布萊克法官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寫道：

最高法院法庭意見的一個根本謬誤就在于，它認為通過參照英國的司法實踐……可以削弱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各項自由……根據我的判斷，英語世界過去存在而現在依然存在的對第一修正案自由的種種限制，正是修正案制定者們當年強烈反對的……從憲法和權利法案的歷史來看，沒有什么目的能夠比給予美國公民較之英國公民曾經享有的宗教、良知、表達、集會、請愿和出版自由更多的安全保障更為清晰的了(154)……第一修正案正是美國制度的設計師們清楚地意識到英國和其他國家曾經肆意壓制良知和表達的產物，他們希望通過第一修正案防止它們在這里發生。

1941年春天，恰逢布里奇斯案中一位持多數意見的法官退休，另一位則改變了心意。如此一來，表決意見變成了4票對4票的平局，最高法院決定在該年秋天重新討論此案。重新討論之前，隨著休斯法官的退休，裁決結果變成了4票反對、3票贊同。新增的兩名法官也發生了分裂，其中羅伯特·杰克遜(RobertH.Jackson)主張推翻原判，而詹姆斯·伯恩斯 (JamesF.Byrnes)則堅決支持原判。布萊克法官戲劇性地獲得了5比4的多數票，現在，該輪到他來撰寫法庭意見了。

布里奇斯案的裁決結果最終在1941年12月8日正式宣布。那天早上，法官們在國會大廈聽完羅斯福總統公開譴責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演說后才回到法官席上。(“昨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這個日子將被永遠地釘在恥辱柱上……”)在這樣的背景下，宣判并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然而，它卻終將成為憲法史上的轉折點，同時，它也是布萊克法官和法蘭克福特法官持續多年的 “第一修正案言論保護究竟應該做廣義解釋還是狹義解釋”之爭的第一個回合。布里奇斯案裁決宣告了美國脫離英國法律傳統的開始，這場革命一直持續了二十三年，直到《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采用英國普通法原則作出有利于誹謗案原告的裁決才被中斷。

美國新聞界一直得益于最高法院對第一修正案的解釋而獲得了非同尋常的自由。作為回報，它也應當給予社會更多的勇氣。媒體必須要抵抗對權力俯首貼耳的誘惑。記者和編輯則需保持“海盜”本色——就像伯納德·萊文所說的“盲流與不法之徒”；惟其如此，新聞界方能成為恪盡職守、監督政府的愛國者。

(本文摘自《言論的邊界》第9章，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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