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警權侵犯新聞自由

記者因刊登批評報道突遭網上追逃，刑事拘留之禍隨時可能從天而降，顯示主事者濫用警權、無視新聞自由到了何種程度

緣于報道一家上市公司涉嫌違法的內幕，《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遭到浙江省麗水市遂昌縣公安局的網上“通緝”(準確說是“網上追逃”)。因輿論洶涌，因浙江省領導直接干預，遂昌縣公安局已撤銷“網上追逃”令，并來京致歉。但此舉已經造成的損害不容忽視，其教訓值得關注。

此一事件的核心，在于警權與新聞監督權的關系：記者因刊登批評報道突遭網上追逃，刑事拘留之禍隨時可能從天而降，性質相當惡劣，顯示主事者濫用警權、無視新聞自由到了何種程度。

批捕或拘留關系到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尤其批捕權是刑事司法中一項特別重大的司法權，只能由檢察院或法院決定。縱使遂昌公安局對仇子明所謂涉嫌“損害商業信譽”偵查有據，也須由檢方簽發批捕決定書，遂昌縣公安局再簽發通緝令。而此案偵查遠未結，批捕不可能，遂昌公安局遂以網上追逃方式代行刑事拘留，以達恐嚇之效。

即使刑事拘留，遂昌縣公安局之舉也于法無據。《刑訴法》第六十一條明文規定，公安機關對于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一)正在預備犯罪、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及時被發覺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場親眼看見的人指認他犯罪的；(三)在身邊或者住處發現有犯罪證據的；(四)犯罪后企圖自殺、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講真實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仇子明的行為顯然與以上七條任何一條無關，遂昌縣公安局之濫權相當明顯，

今年5月20日，警方立案后，未與報社及記者本人有任何聯系，即于7月下旬對仇子明“網上追逃”。這在法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人們有理由懷疑，在凱恩股份宣稱“政府會幫我們操作很多事情”背后，是否存在不足為外人道的種種款曲。這不僅僅是對記者個人的“通緝”，也是對探尋真相的新聞界的“通緝”，更是對大眾知情權的“通緝”。

記者履行職務行為不可能處于必須被刑事拘留的緊急狀態。因此，即使記者因職務行為而導致刑事偵查，也不可擅用刑事拘留手段，此次遂昌公安部門的錯誤行為應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進而言之，整個社會都應對警權侵犯新聞監督權保持高度警惕。

除程序外，此次事件中的法律實體問題也值得關注。遂昌縣公安局企圖刑拘記者，設立的罪名是“損害公司商業信譽”。按照《刑法》第221條的規定，“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以損害他人的商業信譽、商品信譽，給他人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是構成“損害商業信譽罪”的事實要件。但是，這一要件構成的具體適用極易造成對辯方的不公平，因為排除“惡意”極難掌握嚴格標準。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本來主要針對商業競爭中的企業法人，且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調整。遂昌警方將其用于新聞記者，有明顯的“濫加罪名”之嫌。在中國保護新聞自由的法律體系尚不健全、新聞監督步履維艱之時，如此輕率而為本身就顯示出對媒體的惡意。

新聞界的社會功能，是客觀、中立地揭示事實真相，發表獨立、正義、促進公序良俗的言論。這種權利與責任本身就需要法律的保護。當然，由于制度原因以及新聞從業者自身素養等多重復雜因素，時下中國新聞報道質量還需要改進。新聞自由并非不受法律約束，但在法治社會， 這種干預必須信守公共利益原則、較少限制原則、“明顯而即刻的危險”原則，以及法律明確規定、精確限制原則。顯然，此次遂昌警方的行徑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過往多宗以公權力侵犯新聞記者報道權利、人身權利的案件，或被新聞機構與政府、司法機關及公司“私了”，或不了了之，施暴者很少受到應有的懲處。此次，遂昌警方“被糾正”。據說，事發當日，浙江省有關領導致電麗水和遂昌警方，表示強烈不滿，稱警方行為“有失嚴謹、亂彈琴”。 我們希望，此次，官方不止于斥責，必須在查明情況后，“嚴格依照規定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一個常識需要銘記：只有尊重表達自由，一個國家才可能開啟民智，建成真正的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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