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評級機構“罪與罰”的背后

“它們厚顏無恥地將中立的美名出賣給那些被評價的公司，它們就像黑夜的吸血鬼，會比我們都活得長久。”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董事總經理葛羅斯(Bill Gross)在5月投資展望的結尾如是說。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對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口誅筆伐便不絕于耳。但最終將評級機構送進審判室的，是它們在金融危機時與華爾街的“爾虞我詐”以及如今歐洲債務危機中的“推波助瀾”。如今，評級機構之爭已成危機后全球金融改革最具戲劇性的一幕。

無論“罪”是商業欺詐還是落井下石，最后的“罰”是將其送上斷頭臺還是懺悔室，造成國際信用評級業務為千夫所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第一財經日報》就此采訪了國內外多位分析師與學者，他們認為，評級機構與評級對象之間的利益關系、信用評級市場的寡頭壟斷、政府部門的長期監管缺位，以及市場投資者的常識盲區是造成如今評級行業格局的主要原因。

利益沖突

罪惡的根源在于評級機構的盈利模式，即債券發行者向評級機構付費，請后者為其投資產品進行評級。

穆迪前次貸抵押衍生債券部門負責人埃里克·科辛斯基曾表示，是金融市場中錯位的激勵機制導致了評級機構“重量不重質、重短期利益輕信用質量”的現狀。科辛斯基坦言：“在穆迪，這一利益沖突產生的根源在于對市場份額的追求。”

由此造成的“利益沖突”有兩重：首先是美國市場內部評級機構與公司之間的“利益沖突”，表現在與華爾街之間的“爾虞我詐”；其次則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表現為對美國市場外主權債務國評級的“落井下石”。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韓秀云指出：“三大評級機構在過去十年中并沒有保持中立，它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推波助瀾，給那些次級債打最高級，而給中國銀行和政府債券的評級打得特別差。”她把三大評級公司和華爾街串通一氣的行徑稱為“不折不扣的商業欺詐”。

另一方面，這些機構對美國以外的主權債務評級也飽受詬病。多位歐盟領導人抨擊國際評級機構在歐洲債務危機期間，接連下調歐元區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是“落井下石”之舉。

“只要他們仍然由被評價方支付費用，那么客觀性總是不可信的。”一位分析師指出。

寡頭壟斷

《紐約時報》一位作家這樣寫道：“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就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炮彈來炸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去摧毀一個國家。”

“在這個暴利行業存在‘寡頭壟斷’。三大評級機構擁有80%以上的市場份額。缺乏競爭機制意味著沒有任何改進的動機。”一名分析師對本報表示。

資料顯示，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建立了“全國公認統計評級組織”(NRSRO)并制定了加盟標準，標普、穆迪和惠譽成為該組織的第一批會員。此后其他評級機構一概得不到認可，也得不到SEC的批準。NRSRO實際上為三大評級公司提供了特殊的保護地位，妨礙了公平競爭，其余評級機構即使僥幸通過申請也最終被上述三家公司吞并。

監管缺位

美國國會參議院5月13日通過了一項議案，授權SEC建立一個為金融機構挑選信用評級機構的中間征信機構，強化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是美國金融改革中的重要步驟之一。

“政府總是傾向于盡可能少地干預市場。”安盛財富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資經理Calvin Tang對本報說，“評級機構理應是作為獨立機構發表中立意見，但是當政府發現這樣行不通的時候，就有必要進行干預了。”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國際金融系副教授攀登也指出，對于商業化的信用評級機構，政府的監管要更加嚴格，“這具體體現在對評級標準的掌握以及事后責任追究。一方面，政府要把責任追究到個人，不僅僅是公司上，任何獲利的個人與公司一起都必須受到懲罰。另一方面，對于評級機構不對外公開的評級條款與標準，政府機構應該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掌握清楚，以便監督與追查。”

攀登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評級機構與被評級公司之間的利益關系已經是眾所周知，作為提供第三方意見的機構，投資者不應該過分依賴這類信息。“安然欺詐案的發生，早應該為投資者敲響了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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