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
2016年開始，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或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從2017年的情況看，這個判斷得到確認，中速增長平臺初步確立。
從中國經濟活動實時在線分析預測系統看，2016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回升，終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貨回升是需求側走強的重要動因。但是存貨在2017年二季度達到高點后回落，PPI也跟著回落，利潤本來也應隨之回落，但受到環保督察等因素影響，有些生產能力退出，利潤依然保持高位。從供給側看，生產性投資依然下行，產出增加主要是產能利用率提高。這種狀況決定了這一輪回升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出現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轉，甚至回到7%或者更高的水平。
2018年上半年，終端需求可能會有一個季節性回升。終端需求中，房地產投資在扣除價格因素后，已經處在負增長狀態，2018年將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大的不確定因素，目前這部分投資在終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風險、治理地方債特別是隱形債務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資的增速可能下降，這樣中速增長平臺將會有所下移。另一方面，存貨、出口在2018年上半年出現低點，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確定性。生產性投資已處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為經濟增長中的積極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長期那樣大幅回升，按照國際經驗，大體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貨、出口和生產性投資逐步進入回升期，有可能對基建投資減速形成對沖，這樣，中速增長平臺還是能穩得住的。宏觀經濟逐步進入大L型加小W型的運行軌道。
做實做優中國經濟
十九大以后，社會又出現了大干快上的期待。這種期待沒錯，關鍵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了，不能認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為。十九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提出攻關期三大攻堅戰，這些事情比簡單地提高速度難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為，做成了也會有更大的成就感。
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實做優而非人為做高中國經濟，具體來說，就是要降風險、擠泡沫、增動能、穩效益，提高增長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降風險主要是降低地方債務風險和其他方面的財政金融風險；擠泡沫，包括一線城市房地產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動能是增加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的動能；穩效益需要特別強調，2016年下半年以來，企業效益明顯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業，分布不平衡。應當爭取企業盈利在行業間形成較為平衡和穩定的分布，這樣就可以為企業降杠桿提供有利條件。
不要人為推高增長速度，把發展的基礎做得實一些，不論對短期防范風險，還是中長期增加動能，都是必要和積極的。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目標，今后三年每年增長6.3%就夠了。此后，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可能調整到5%-6%之間，或者是5%左右。這個速度實際也是不低的。講速度要有參照系，要和增長階段掛鉤。在以往的高速增長階段，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長階段，5%也可稱之為高速度。當年日本在這個增長階段，增速也就4%左右。
匯率也是反映增長數量和質量關系的重要指標。如果人為推高增長速度，但增長質量不行，如效率低、風險大，本幣匯率就會下行，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速減緩，甚至是負增長。相反，如果增長質量高，速度低一點，但匯率將會上升，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增長反而要快一些。
重構地方競爭機制
實現高質量發展，首先有一個意愿問題，其次是能力問題。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開始的時候辦法也不多，還走了一些彎路。地方競爭這個機制出來了，大家都在動腦筋、想辦法，在比較、競爭，在招商引資、培育環境、搞基礎設施建設、搞項目。但是辦法、竅門、模式不是事先計劃好的，不是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而是在第一線通過試錯糾錯形成并完善發展的。地方競爭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之一，也是我們的重要制度優勢。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機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丟掉，而且要創新、完善和提升。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首先要解決發展的目標、評價和激勵體系問題。GDP不再掛帥，用什么樣的新指標，需要深入研究。一個辦法是找一個新的主要指標，如就業；另一個辦法是找若干個反映高質量發展的指標，如就業創業、質量效益、穩定性、可持續性等方面的指標，形成一個指標體系。從理論上說，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長期最優增長速度問題。
接下來就是地方競爭的內容，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將會有很大改變，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級生產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發展模式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如此等等。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后，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機遇都會出來，最終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競爭。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地方有較大的“自選動作”空間，允許有個性、有差別，允許試錯糾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抓緊重點配套改革
首先，加快打破行政性壟斷，著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根據研究，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大概比美國等發達國家高出一到兩倍。中國人均收入八千美元，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四五萬美元的水平。我們的這些基礎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和深思。除了資源稟賦外，主要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效率不高。這些成本不僅直接影響到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還影響到民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必須按照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改革已經講了許多年了，應當有標志性的大動作，以彰顯改革的勇氣和決心。這將是一項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發展實體經濟、提高國民經濟效率至關重要。
其次，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中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種收費的負擔相當重，稅費綜合水平就比較高了。現有稅制且財政收支壓力大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減的空間并不大。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直接稅為主。減稅要與稅改結合起來，才能有效推進。應當把房地產稅、環境稅等征起來，消費稅作為地方稅的一部分，相應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于充實社保基金，相應降低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再次，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的深化和提升，是國資國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調整。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從傳統的企業體制退出，從傳統的實物形態中退出，從過剩的、缺少競爭力的產業退出。發揮國有資本規模大、直接體現國家和各級政府意志、對政府要求執行力強等獨特優勢，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產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項目，如大飛機、核電站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領域。
第四，農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的城市化，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就是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進行市場化配置。把中國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擴大農民利益，擴大最具潛力的中等收入群體。
第五，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差距最大的是服務業，重點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咨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技術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的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經驗，一定要深度開放和合作，這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同時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改革和競爭，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
（這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2017年12月20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第二十五次月度例會上的發言，經發言者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