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涵義——評200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張居衍 西南財經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出乎意料。

大家都還以為與宏觀經濟有關的經濟學家會獲得這次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比如芝加哥大學提出有效市場假說的Eugene Fama，或者哈佛的Robert Barro，或者斯坦福的提出貨幣政策泰勒定律的John Taylor。博彩公司給Eugene Fama 開出最低博彩賠率1 比2，意思是他最有可能得獎。然而，有效市場假說因為2007-2009 的金融危機，正面臨空前的質疑。如果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Eugene Fama——大家都等著好戲開頭。

結果，2009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與制度經濟學發展緊密相關的研究。一個是研究共有資源(Common Resource)的政治學出身的Elinor Ostrom，一個是研究企業制度的Oliver Williamson，都與經濟危機和宏觀經濟無關。Ostrom 是獲得經濟學獎的第一個女性，圓了英國的Joan Robinson 夫人生前不能獲得諾貝爾獎的遺憾。她的博士訓練與之后研究教學的單位都不在經濟系，而是政治學系。而Oliver Williamson 是科斯(Ronald Coase)在1991 年獲諾貝爾獎時提到的三位對企業理論有貢獻的經濟學家之一。如今他再次以對企業理論的貢獻獲獎。

有意思的是，主流的經濟學家，包括芝加哥的Steven Levitt(2004 年克拉克經濟學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得主，也是近年內最為暢銷的經濟學類書籍Freakonomics 的作者)，以及去年獲得諾貝爾獎的Paul Krugman 都坦承對Elinor Ostrom 不熟。他們都是得知今年的頒布消息后從網上了解Ostrom 的研究背景和貢獻。

中國的學界對她倒不陌生。我1997 年在北大上課時，周其仁的經濟史與企業制度課上就讀到她寫的關于集體行動的案例研究。其仁還有專門一節課討論她的文章，探討避免公共資源搭便車問題的實際制度安排。她1990 年的書，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也早已翻譯為中文。

Elinor Ostrom 通過對現實安排的深入觀察，得出與一般理論推導不同的結果，由此對傳統看法提出挑戰。她深入調查過洛杉磯的水資源協會，印第安納的警察局，以及尼泊爾的灌溉系統。通過對魚類種群，牧場，森林，湖泊和地下水盆地等資源管理的研究，發現這些公共資源可以通過使用者的合作機制，得到有效利用；并非如傳統認為的公地悲劇一樣被過度開發和浪費，而不得不借助私有化或者集中管制。

合作是她觀察中得到的主題。這個結果與日前普遍猜測的獲獎熱門之一的瑞士經濟學家Ernst Fehr 的研究有相通之處。Fehr 通過經濟學的實驗，發現人們并非一味的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在交流的開始總是首先嘗試合作的可能。合作博弈，可能比以私利計算出發的非合作博弈，更能解釋實際的集體行為。

然而，對企業理論的發展而言，不完全合約在過去30 年間是個主流。而這個不完全合約的理論，卻與合作的意愿完全不同，探討的是當市場合約不完全時，由于談判能力的不同，會導致交易雙方有效投資的不足，因此不得不借助企業的組織形式，作為對市場的一個替代，以保證有效的投資和分配。

Oliver Williamson 的貢獻，討論了企業的治理結構如何解決市場中的利益沖突，在科斯的企業理論與不完全合約的理論之間搭了一座橋梁。

我曾在2005 年費城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聽了Oliver Williamson 的講座，講的是TheEconomics of Governance(治理經濟學)，只是當時場面沉悶，有好些人，包括坐我前排的Martin Feldstein(前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 主席)都睡著了。聽在Berkeley(伯克利)的朋友提起他開的課，也是開學第一堂人數眾多，之后急遽消減。不過他在Berkeley 的影響，如日中天，據說商學院學生的大量博士研究論文，都是跟從他的研究方向。我還碰到過他的一個學生，辭掉在美國的教職跑到澳洲教書，據他說是為了躲避Oliver 在學術上的家長作風。然而，研究企業理論的論文，除了科斯的文章，都要提到Oliver Williamson。尤其是企業邊界的討論，作為市場交易成本理論代表的Hold-up Problem(套牢難題)，都要引用的便是他1985 年的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書。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的評語里重點提到，Williamson 的一個重要理論發現便是，當資產專用性(relationship-specific features of assets)的程度越高，經濟個體便傾向將交易轉到企業內部。

企業理論中的Hold-up Problem 講的便是資產專用性的問題。資產專用性指的是投入的資產專門用于生產某種產品，一旦投入，便不好轉為他用。由于資產的專用性，專向投資(Specific Investment)的投入方會在事后的利潤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事前便減少專向投資的數量，導致整體投資的無效安排。經典的案例便是通用汽車(GM)與車體提供商Fisher Body 的關系。Fisher Body 投入的生產線專門用來生產GM 的車體，因此可能被GM 套牢，導致事后與GM 談判的不利地位。所以Fisher Body 的最優應對策略便是減少對該生產線的專向投資(具體包括新廠房的地理位置，生產線的技術水平等)。而這個減少，不是整體最優的安排。結果是GM 合并了Fisher Body，以避免投資的不足。在這里，合并(或稱縱向一體化Vertical Integration)成為解決Hold-up 難題的一個方案，而Holdup 便也成為企業邊界考慮的重要因素。以Oliver Hart 為代表的產權經濟學派，將Hold-up 問題發揚光大，不僅用數學模型解釋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合約選擇，還提出不完全合約(Incomplete Contract)的理論，并將該理論的研究拓展到金融和政治領域的研究。

Holdup 的文獻，強調由于合約的不完全帶來的投資的無效率，使得企業的合并成為一個有效的解，從而確定企業的有效邊界。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這個學派的理論建立在對現實案例錯誤的理解基礎上，尤其是對經典的GM 和Fisher Body 案例的誤解。

科斯曾在1974 年的文章《經濟學中的燈塔》中，通過對歷史資料的詳細考究，發現作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經典案例的燈塔，歷史上卻是在私人的投資驅動下發展起來的，由此批駁了經濟學教科書里將燈塔作為公共品的經典案例的簡單邏輯。他在90 多歲的高齡(生于1910 年，今年100 歲了)，于2000 年和2006 年圍繞Hold-up Problem 這個主題，深入研究了GM 和Fisher Body 的案例，結果發現，GM 與Fisher Body 之間并沒有發生文獻提到的專向投資減少的Hold-up 問題，Fisher Body 與GM 沒有相互套牢，而GM 與FisherBody 的合并也不是因為Hold-up Problem，而是企業合作擴張的結果。這個研究，直接否定了Benjamin Klein 對GM 與Fisher Body 案例的研究結論，動搖了以Hold-up Problem 出發的企業合并理論的基礎，質疑因為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企業邊界的界定。

最近對Holdup Problem 的模型研究，開始探討在不合并的前提下，通過市場合約提高專向投資的可能。我們最近的論文便嘗試從合作的角度，看待Holdup Problem 的現實安排，從雙邊專用性投資出發，探討動態過程中經濟個體間合作的可能安排，指出并非只有合并或縱向一體化，市場合約下的外包(outsourcing) 也是可能的有效安排。

科斯的研究，再一次告誡經濟學家們要回到真實經濟世界，不能依靠未深入研究真實過程而草率得出的結論，演化出這么大的一個理論學派，根底里卻藏著這么一個脫離實際情況的經典案例。

政治學出身的Elinor Ostrom 通過對現實制度安排的直接考察，對傳統認為的共有資源(common resource)的無效管理提出質疑，充實了大家對現實有效制度安排的理解，雖然她并不被主流經濟學界所熟知。而經濟學界主流研究對于Oliver Williamson 的企業邊界理論的推廣，卻從數學模型出發，漸漸偏離現實基礎，推出抽象而不切實際的理論結果，看得懂模型和推導過程的人寥寥無幾。

兩個獲獎人的研究經歷及對學派的影響給了我們啟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必須關注實際的安排，并借鑒其他社會學科的研究成果；學科發展，不能單純建立在邏輯推演，尤其是數學模型上，經濟事實十分重要；對事實的考察，需要直接的調查和第一手資料的把握，避免以訛傳訛，使得建立在簡單案例基礎上的理論研究脫離經濟現實的實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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