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撰文憶改革開放：從“階段風波”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2)

2008年09月03日 11:16
來源：炎黃春秋 作者：于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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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鄧力群、胡喬木再次布置批評，不許反批評

7月10日前后，鄧力群在科學院召開各經濟所負責人會議，散會后讓黨員和經濟研究所的幾位負責人留下，再次布置寫批判《階段》的文章，再次說明不許反批評。孫冶方當場提出異議，說這樣不是與文化大革命時一樣了嗎？鄧力群說，這是中央決定，黨員要守紀律。

胡喬木在國務院研究室組織了幾個人整理馬恩列關于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的材料，準備親自寫文章。一天，在舉行研究收集材料的會議后。丁樹奇（政研室黨委書記）在走廊上碰見林子力。丁對林說:要批馮蘭瑞了。林說:誰批誰要臭。研究室整材料的事一直保密。

從1979年7月初到7月中旬這十天左右的時間，中宣部、胡喬木、鄧力群頻繁召集會議，布置批判《階段》一文。緊鑼密鼓，聲勢嚇人。一場大批判眼看就要開始。消息傳出，震驚了全國思想、理論界。蘇、馮分別接到一些慰問電話。中宣部第一次會議后，有同志建議蘇、馮給鄧小平寫信申訴。他們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黨中央三中全會精神。而且他們的文章并沒有否定中國是社會主義。但是否馬上寫信，他們還拿不定主意。這時，政研室的林澗青因病住院，對外面的情況不了解。根據馮說的情況，勸告“不要作出反映”。馮很同意這個意見。于是，他們就保持沉默。

馮蘭瑞同志告訴我，在7月下旬之后胡喬木對自己的行為表示道歉，并說要“設法補救”

7月24日，朱佳木（胡喬木的秘書）向馮蘭瑞轉達胡喬木的話，要她不要誤會，他不過是看了你們的文章后很著急。

7月底，馮蘭瑞的老伴李昌到北京醫院看病，遇見胡喬木。胡對李說，他很忙，沒有來得及找馮蘭瑞同志談話，很抱歉。其實他對馮的文章只有兩點意見。一是方法問題，不應將馬列的話一條一條的來套。馬列那個社會主義一千年也實行不了。第二，這樣一寫，同另一些文章就混在一起了。有十幾篇文章，討論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很兇的。李昌答復他兩點:①用簡單的辦法不能解決理論問題；②你說馬列說的不對，實行不了。怎么說才對，你們要拿出個說法來。以后，胡喬木在北京醫院又一次見到李昌，再次表示對馮蘭瑞的抱歉。時間大致在當年9月。

8月25日上午，馬列研究會學術部舉行會議，傳達前幾天胡喬木在馬列所、文學所、哲學所、法學所、歷史所五所匯報會上的講話。在回答文學所提出當代文學史如何編法之后，胡喬木說:我順便作一些自我批評，對蘇馮的文章看得太嚴重了，認為不適宜討論。對問題本身我的觀點沒有變化。我不應采取行政辦法，提出意見之前沒有先征求蘇馮二人的意見，很抱歉。看了《經濟研究》第8期（載有朱述先寫的與蘇馮商榷的文章）后，要想辦法補救一下。在這種氣氛下，很難進行認真的學術討論。

8月份《經濟研究》發表了朱述先與蘇、馮商榷的文章。之后，《經濟研究》接到胡喬木電話，大意是說，你們登了朱述先的文章，是受了我（胡）的影響，要設法補救一下。可再找人寫文章與朱商榷。據知，與此同時，胡喬木給《經濟研究》寫了一個意思相同的字條。兩年后，馮向《經濟研究》當時的負責人提出借閱胡喬木給他們的兩個關于《階段》一文的字條時，答復說，這兩個字條都被社科院調走了。

《經濟研究》根據胡喬木指示，找了幾位同志請他們寫文章同朱述先商榷，均被拒絕。于是又打電話請蘇、馮寫與朱商榷的文章。蘇、馮也婉拒了。

后來，不知道胡喬木又看到了什么形勢，重新回過頭來要批蘇、馮，并捏造了有一個“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討論”。研究建國以來經濟學界討論的歷史的人——我也應該算做一個——寫過不少書，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過這么一個討論，可是他硬說有，并且把蘇、馮的文章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列在首位。

接著胡喬木把這個問題提得越來越高。他利用自己是《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主要起草者的便利，把蘇、馮的觀點作為不承認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代表，不點名地寫進這個歷史決議中去。我也是參加這個決議起草工作的人，在1981年四、五月間看到決議稿中有這樣一段話之后，我特別找到胡喬木對他說，你這樣做非常不對。這次談話，我因為很生氣，表現得非常激動。我對他說，“你至少要承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講我的意見時嗓門越來越高，激動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強烈抗議下，他實在沒有理由一字不改，不得不在《決議》中加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

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放在一個陪襯的地位，著重點還是放在批判“任何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他只承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

過了幾個月，到1981年8月，中央召開“思想戰線座談會”。這時候中央有一個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它的成員有胡喬木、周揚，也有我。這個座談會的宗旨是糾正思想戰線領導渙散和軟弱，抓的典型事例是白樺的作品《苦戀》拍成電影《太陽與人》上演引起了非議。但是這個會要解決的不僅是文藝界的問題，還有理論界的問題。理論界的問題是什么呢？胡喬木舉不出來。會議分文藝界、新聞界、理論界三個分組，理論界的小組就由我和孫冶方作為召集人（馮蘭瑞也是理論界小組成員之一）。我們組不承認理論界有什么領導渙散軟弱的問題。而胡喬木說的“許多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話都出自社會科學院”的話都我們這個組的同志都認為是院長造的本院的謠，大家都不承認。而且在會上大家反對不指名道姓批評這種或那種所謂錯誤觀點的做法。關于這些，說來話長了。

在這個會閉幕的那一天，胡喬木作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整理出來之后編入了在胡喬木主持下編成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全其中有這樣一段:“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一些同志在長時間內抱著懷疑的態度。他們不顧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勝利實踐，不顧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論述和二十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的發展，教條式地宣傳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并且必須消滅商品生產，認為中國經濟落后，不應該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他們不愿意承認我國在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建立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經濟落文化制度。盡管這些剛建立的制度還需要完善，但毫無疑義，它們已經在我國扎下了根，并且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這些同志既然不愿意承認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也就不愿意看到二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不愿意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連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公正人士也不能不稱道的優越性。極少數人甚至荒謬地宣稱中國應該回過頭去發展新民主主義，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這種極端錯誤的觀點的宣傳，不但本身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一種表現，而且還給這種思潮以一種‘理論’的依據。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胡喬木認為，1957年以后，包括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都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鄧小平曾多次指出，這二十年我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胡喬木卻不顧事實，并又把矛頭指向提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的理論工作者。他這次講話時我應該在場，馮蘭瑞也在場。那時我的耳朵不像現在這樣背，他當時如果說了這樣一篇話，我會立即作出反應，會去批評他。馮蘭瑞當時也沒有聽見他的這篇話，她的筆記本上也沒有這方面的記錄，因此很可能是胡喬木以后改上去的。這段話我直到1998年才發現。1981年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第一次寫進黨中央文獻之中。

1982年我參加了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文件的起草仍由胡喬木主持，在他為胡耀邦報告起草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特別使用了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那樣的句子。我一看就明白他是針對蘇、馮的《階段的一文的觀點寫的。我還是想在胡耀邦的這個報告中寫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但不想跟他在起草組內又沖突起來。我決定在胡耀邦親自參加定稿時提出。那一天在讀到文件的第三部分時，我提出要寫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而且我已想好這話寫在什么地方，基本上編好了句子。我剛把話講完，胡耀邦立刻表示應該寫，當時就作了決斷。胡喬木也就沒有再吭聲。我建議在報告稿寫進的這段話開頭一句是:“我國的社會主義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物質文明還不發達。”下面還有一段是想對這話作一點發揮的，不過胡喬木還是用“但是”這個轉折詞又轉上了他的觀點。然而這次在“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前，“盡管”兩個字還是加不上去了，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再是一句陪襯的語言了。

從1982年十二大后，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了很大的進步。

1984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發表了很重要的談話。談話的一部分后來整理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同日本的大來是這個中日民間人士會議經濟組的召集人，鄧小平發表那個談話時有幸在座。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講:“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不是完全清醒的。”就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強調“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四個月后，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中提出“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問題，指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要為城鄉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只是還沒有敢提私人經濟。還說了“決不是退回到建國初期的那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尚未在城鄉占絕對優勢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那樣的話。

歷史發展到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這次全會的主題是專門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這次中央沒有要胡喬木主持會議文件的起草工作，而把我請去擔任起草小組的顧問。胡耀邦親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就在這個會議上，把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樹立和發揚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重要依據。在全會決議中有這樣一段重要的文字:

“道德是經濟基礎的反映，而不是脫離歷史發展的抽象觀念。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不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競爭，而且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還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全民范圍的道德建設，就應當肯定由此而來的人們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別，同時鼓勵人們發揚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相結合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發揚顧全大局、誠實守信、互助友愛和扶貧濟困的精神。社會主義道德所要反對的，是一切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金錢至上、以權謀私、欺詐勒索的思想和行為，而決不是否定按勞分配和商品經濟，決不能把平均主義當作我們社會的道德準則。同時必須指出，社會主義是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前進的歷史運動。我們社會的先進分子，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為了共產主義理想，站在時代潮流前面，奮力開拓、公而忘私、勇于獻身，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崇高的共產主義道德，應當在全社會認真提倡。共產黨員首先是領導干部，尤其要堅定不移地身體力行。總之，在道德建設上，一定要從實際出發，鼓勵先進，照顧多數，把先進性的要求同廣泛性的要求結合起來，這樣才能連結和引導不同覺悟程度的人們一起向上，形成凝聚億萬人民的強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