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1984年左右中國內地貪污開始盛行 我非常開心

2008年12月22日 11:24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邱敏、曾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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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危機的陰影越來越深的時候，張五常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在世界經濟學界，張五常被視為華人世界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而從1982年回到香港以來，他一直把中國視為“活力四射、生機盎然的經濟學實驗室”

回顧這三十年，他說：“中國的經濟奇跡重點是帶動地球二十億以上的貧困人口，為了改善生活一起站起來參與國際產出競爭。驚天地，泣鬼神，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

此次，面對本報記者，張五常一如既往地展現著直言無忌的本色：“接單工業是中國經濟的命脈，中國還要做多十幾年，再拿給越南、印度做，其實誰都不想做這些(低端產品)，誰不想做好一點的？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但逼它不可以。

文/本報記者 邱敏、曾向榮 圖/本報記者 黃澄鋒

數月前，一場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學術研討會在離中國萬里之外的芝加哥舉辦。98歲高齡的諾貝爾經濟學家科斯把他的諾貝爾獎金拿出來搞這場研討會。他說：“無論從規模還是速度上來說，中國的經濟發展都是個奇跡，我對此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想召開這個會議。”在這場研討會上，居然有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參與。這也許只能說明中國這個經濟奇跡是世界經濟學界研究的焦點。

研討會主要討論的就是張五常教授的一份報告：《中國的經濟制度》。在世界經濟學界，經濟學家們往往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踐視為科斯的“界定資產權利與交易費用”的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應用，而張五常就是把這個理論介紹進中國的人。

在世界經濟學界，張五常被視為華人世界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而從1982年回到香港以來，他一直把中國視為“活力四射、生機盎然的經濟學實驗室”

1981年，張五常推斷中國會轉向市場經濟。

1983年，張五常預言中國的改革不會走回頭路。

1985年，張五常就在中國首批國企改革的試點首鋼講“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此后承包制被視為中國國企改革的一劑“靈丹妙藥”

1987年，張五常建議深圳的干部，出售長期的土地使用合約，以獲取足夠資金來發展。當年12月1日，中國首次土地拍賣在深圳舉行。

在張五常的記憶中，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有很多。

關于30年記憶

當時我就得出結論，中國是不會走回頭路的

廣州日報：在改革開放后，您第一次回國是1979年吧？您當時在廣州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樣？

張五常：1979年底我住在東方賓館，探望姐姐、姐夫，感覺當時好差，什么都沒有，周圍都是黑的，沒有路燈。當時看不出改革的跡象。我是1948年離開廣州，1957年初返回過一次，隔了22年，感覺1979年的情況還差過1957年，但1957年的情況又好過我在廣州上學時候的1945到1948年。姐姐和我講1979年比“文革”時其實已經進步好多了，可想而知中國以前有多窮。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姐夫是中央醫院院長，姐姐是中山大學教醫學的，他們當時在家里床底下養雞，家里的燈泡只有5瓦，你要買個新燈泡要用舊燈泡去換，所以家里存著一箱箱的舊燈泡。但我看他們的生活從早到晚都是“搞關系”，去哪里買一條魚，買點雞蛋、米什么的，都要搞關系，都要想辦法，在這上面花了很多時間。

看到這一點就啟發我，我是經濟學家嘛，從經濟學上講這是交易費用，它沒有市場，但交易費用、社會費用很大。

第二點就是論資排輩，當時請一位領導吃飯，我是大教授嘛。(笑)吃飯的時候，十幾人，來得越遲的人輩分越高，這一點不能弄錯的。看誰高等級呢，看誰到得最遲。吃完飯后，沒有人收錢，原來是國營的。在東方賓館看到那些工人都懶得離譜，完全不像勤勞的中國人。看到這些對我影響很大。我是產權專家，是交易費用專家，我一看就知道發生了什么事。

廣州日報：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感覺到變化在發生呢？

張五常：到了1980年左右的時候，聽到一些不同的消息。我感到中國的等級特權制度開始動搖，這是相當明顯的。收小費現象開始存在，有的人開始請合同工，當然還不普及。最開始收小費的是的士佬，街邊看到有人賣荔枝。1985年的時候，我到中國大酒店，當時中國大酒店是有許多“皇親國戚”、“高干子弟”的時我得胡應湘的手下協助，問他們有沒有炒過人，去年炒了幾個，他們說有，給我看看資料，確實炒了人。這證明了合同工開始了，這意味著等級排列的制度開始瓦解。我是從事制度研究的，當時我就得出結論，中國是不會走回頭路的，我那個時候這么說是非常大膽，但我認為已經很明顯了。當年很多人罵我。

關于西方經濟學在中國

我們是經濟理論推銷員，包裝不好就立刻換包裝

廣州日報：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很多西方經濟學理論是通過您的介紹進入中國的，比如科斯的定律。這些學說在當時的中國容易被接受嗎？

張五常：我當年對中國的貢獻，是能夠說服一些干部，告訴他們像走后門、背政治口號等這些都是交易費用和社會費用，這些費用其實很高，只要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減少一些，中國的經濟就會飆升。你怎么說資本主義好沒有人信，你說私有產權怎樣也是沒有用的，但說交易費用高他們就明白，因為他們從朝到晚都是置身其中，深受其害。當時，他們從來沒有聽過交易費用這個概念。這對他們很有震撼性。

但第二點他們就不是那么容易被說服了。我說制度不改，交易費用減不了，但怎么改？當時就說改成私有產權是不可能的。私字當頭，聽到私字要發抖的，中國文化不可能接受，即使到了今天也不能全部接受，今天還是叫民營嘛。這一點就要感謝科斯了。他說“權利要界定清楚”，界定模糊不清就會導致租值消散，在這一點的基礎上就產生了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開的理論，產生了承包。理論有了這樣的變化就賣得出去。

我們是推銷員，(笑)，包裝不好就立刻換包裝，這是新包裝。

這一點我是從科斯那里拿來的。有很多人批評張五常總是與世界名人拉關系，說是弗里德曼的老友又是科斯的老友：第一我真的是他們的老友，這是事實；第二你們要明白中國人非常喜歡舶來品，馬克思、列寧都是舶來品嘛，我的貢獻在這里好明顯，就是對私有產權理論的重新包裝。

廣州日報：兩權分離在國有企業的推行經過了艱難的時期吧？

張五常：大約1985年吧，我強烈地建議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我當時去北京的首鋼研討他們的承包合約安排，我在工人宿舍住了幾天，講了一次話。2002年，我被邀請到中央黨校講話。學校的商學院院長到機場接我，途中說當我在首鋼講話時，他在座。他說事后每個在座的都受到警告，說不要相信張五常說的這一套。后來鄧小平還是說了，兩權分離就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廣州日報：上世紀80年代中期，您對中國改革開放又有哪些新的觀察呢？聽說您對當時貪污開始盛行，表示非常開心？

張五常：1984年左右，中國內地貪污開始盛行，我非常開心，為什么開心呢？這說明等級特權開始瓦解，等級特權就是走后門，走后門是不犯法的。貪污出現證明等級制度開始瓦解了。這是好現象，因為當等級制度轉入以資產界定制度的時候，中間出現貪污是無可避免的過程。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

但1985年中出現了一個不好的苗頭，中國政府當時提出了產品的分類管制，我立即大聲疾呼這是印度之路，中國不能走印度之路。因為手表管制、手袋管制什么的，每管制一樣就會貪污一樣。這樣就會成為巴拿馬海關一樣，每周一三五你貪，二四六我貪，貪污變成制度化，這就很麻煩了。我的大聲疾呼北京聽了，準備好的產品分類管制取消了。在上世紀80年代，我說十次起碼聽八九次，現在我對《勞動合同法》罵了這么久這么厲害都沒有人聽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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