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訪談錄：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7)

2009年01月17日 16:18
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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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這個層次的權利界定，當年的陳志雄就不能去養魚，年廣九也不能搞“傻子瓜子”。這在當時都引發了大爭論，要鄧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預才沒有一棍子打下去。回頭看，如果不承認這個權利，怎么會有后來的經濟局面？怎么會有這么多產品生產出來、銷售到全球市場上去？誰想得到，柳傳志領導的聯想能從計算所的傳達室打到了紐約去？馬化騰這么個年輕的后生就 “抓”得住幾億中國QQ客戶？馬云立志為中小企業服務就真的心想事成？

第四個層次，無論是承包來的、轉讓來的，或者重新創造出來的私人產權，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通過一個合約，形成“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過去的公有制絕對排斥私產，但股份制卻以私產為基礎，通過一個合約而形成“公司”，也就是以私產為基礎的公產，來容納相當一部分生產力。沒有這個層次，資本市場從何談起？現在“公司治理結構”的那一套學問，就是如何實現“私產公用”的經驗與理論總結。

經濟觀察報：你所說的這四個層次，就是中國不斷地重新界定權利的過程。

周其仁：中國值得慶幸的地方，是逐步從僵化的教條走了出來，從實際出發，選擇重新界定權利的道路。至于這個權利界定過程，先走哪一步，再走哪一步，是從實踐中探索出來的，一邊試、一邊看，最后把穩定的權利變成法律，變成了一套長期的章法。

不應忘記，鄧小平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方面的巨大貢獻。在我看來，鄧小平做對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國家政策推向了為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創新活動提供合法承認的正確方向；第二，重新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經濟舞臺；第三，重新認識“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如果用最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會被寫入歷史。

經濟觀察報：但是對中國為什么會取得如此成就，人們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國際上一種流行的意見說，中國就是勞動力太便宜，才有國際競爭力。國內不少人也相信這個解釋。

周其仁：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解釋。我提出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勞動力難道不是更便宜嗎，可是為什么那時中國的產品遠沒有今天的國際競爭力？從道理上看，勞動力便宜是要素有競爭力，但要素不會自動變成產品。把要素變成產品，要經過組織和制度，過去由于體制不對頭，中國的要素固然便宜，但組織和制度的成本極其高昂。中國在開放下的高度增長，真正的秘訣就是通過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制度和組織成本。這就使得廉價勞動力的因素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農民、工人、技術員、企業家，地方和整個國家才一起發力，并經由個人學習曲線的提升，把產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全球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就是說，重新界定產權顯著降低了制度成本，刺激了持續的經濟增長。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的產權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奠定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改革與腐敗賽跑

經濟觀察報：在你看來，中國走的是一條漸進的產權界定路線，這樣的路線有何利弊？

周其仁：重新界定產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哪一個方面的問題嚴重了,就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權利界定不是全面的齊頭并進，而是不整齊、不均衡推進的，遠遠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厘定、約束與保障”。這樣，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矛盾和沖突，需要在不同的權利之間重新建立平衡。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難點。從體制目標來說，產權安排必須是普遍的，不能保護了這一方，就侵犯了另外一方。經濟自由是有邊界的，起碼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則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問題是，漸進的改革過程，卻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由于種種原因長期滯后。

現在大量的實際問題，包含嚴重的環境污染、農地征用、礦業開采、舊城改造、山林經營權確定，以及行政壟斷行業、政府職能轉變等等，似乎很難取得突破。這些問題難就難在權利怎樣進一步得到清楚界定，其中最困難的一點，是產權界定的自發活動，能不能及時得到擁有合法強制力的國家的承認？沒有強制執行的“產權界定不可能成為市場秩序之源。

經濟觀察報：這里面有一個悖論性的難題——要求合法強制力提供產權界定的公共服務，但社會怎樣約束、監督合法強制力不被濫用、私用而使產權界定過程變形呢？

周其仁：這的確是一個關鍵。中國的經驗說，沒有簡單的解。當然總思路也可以說有了，那就是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機構，都要服從同樣的準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這是尚未解決的一個重大任務。中國要自立于世界，沒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行。但是強大的國家權力，怎么保證在公共服務的軌道里運行，怎樣有效防止權力的濫用，是我們的歷史傳統沒有很好回答過的問題。改革遇到的挑戰是：權力參與、滲透到了產權重新界定的過程，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腐敗。

經濟觀察報：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就意味著限制權力即合法強制力不被濫用。也就是說，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周其仁：鄧小平1980年就講過“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但那時還缺乏可操作的細節。到了1986年，經過8年的改革，他看到了不改革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便很難深入，改革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就開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十三大通過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但還沒等到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主要也限于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所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完成的事到了不改革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改革便很難深入，改革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就開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十三大通過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但還沒等到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后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主要也限于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所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完成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