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金黑幕事件看財經類媒介的社會影響力

2009年04月01日 20:57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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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經》與《黑幕》的影響

通過對“基金黑幕”這一典型事件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過程中，《財經》作為現代經濟環境下的財經類媒介，對社會和經濟的運行至少起到了如下四點影響：

一、監測經濟環境，保障投資者知情。

拉斯威爾最早提出了傳播的三個社會功能，C.R.賴特在其基礎上在《大眾傳播：功能的探討》(1959)中提出了大眾傳媒的四功能說，即：監測環境、解釋與規定、社會化功能和提供娛樂。強調媒介對于特定環境的內外部信息收集和傳遞是大眾媒介的第一要義。12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公平環境下生產要素通過自由交易進行自由流通，達到最優配置，其正常運轉的理想要求是交易雙方均享有充分的信息，作為經濟人的交易主體只有在充分信息的情況下才能做出理性選擇。然而，現代市場的龐大和復雜使得作為個體的投資者無法或很難掌握關于投資對象的充分信息，對于公共信息的傳遞正是財經類媒介的重要職責。現代證券市場強調的是信息的透明化和公開化，除了公司自身提供數據的義務，應當說財經媒體對于保持市場信息的充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財經》關于基金黑幕的報道無疑是在行使著監測環境，給公眾和投資者以知情權的職責。正如《財經》在配《黑幕》所發的“前言”中自己指出：“證券市場理應“公開、公正、公平”，“投資人有權知曉這份報告。我們不愿斷然作結論，指稱中國的證券投資基金(新基金)發展已經出現嚴重的路徑失誤；但我們相信，報告的公布會有助于監管層正視基金業尚存的制度性缺陷，并在加強監管、規范基金行為方面有更多作為，也有助于社會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現狀有更全面的了解，從而以更有效的合力推動市場向健康方向發展。”13該刊認為，“公眾有權知曉相關新聞(包括事實與數據)，進而自己做出判斷，這將有助于社會的合力推動市場向健康方向發展。聲明認為，對于證券投資基金及其他市場發展熱點問題的不同觀點和建議都可以有充分的表達機會。”14

中國的證券投資基金早在正式推出之前，就被決策層和廣大投資者廣泛地期待為可起到穩定市場作用的最重要的“健康力量”，自1998年正式來到市場后，這些基金更是“承載著監管層的厚愛和輿論的褒揚，更被視為引入西方成熟市場經驗、培育機構投資者的重要舉措。”15然而，隨著各項法律、法規的逐步健全和監管的加強，輿論開始出現了對基金運作中的“有欠規范”的越來越多的指摘，就在《財經》的《黑幕》推出前幾個月，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和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著名金融專家王國剛博士在內的有識之士就在不同場合發表演說或文章對投資基金進行了猛烈的批評。16但在《黑幕》一文的推出之前，尚未有人對于投資基金運作中的問題進行公開全面的責難，主管機構更是未曾表態。加之當時正是開放式基金即將推出的前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家新生媒體，《財經》推出《黑幕》無疑冒著相當的風險。

從實際效果來看，《財經》對于經濟環境的監測起到了它積極和應有的作用。從“黑幕”到“辯論”的過程正是信息的透明化和公眾的知情權得以實現的過程。這種對于經濟信息的充分披露無疑符合投資者以及整個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利益。它有利于人們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現狀作出清醒的評價，避免了投資者利益的進一步損失，有利于中國證券市場的完善和健康發展。

二、引起股市波動，沖擊宏觀經濟運行

李普曼“兩個環境”理論認為，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中，一個是現實環境，一個是媒介信息構成的虛擬環境或“擬態環境”。現代社會的巨大而復雜的環境遠遠超過了人們直接認識的能力，而必須通過大眾媒介構筑出的虛擬環境來認識世界，進而做出行動決策。17可以這樣認定，在許多情況下，媒介正是通過對信息的選擇和意義的賦予，來建構人們認知中的“媒介現實”，進而影響人們行為的。

股市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晴雨表，其波動與多種因素如宏觀經濟形勢、政府政策、突發事件(如戰爭、災難)以及社會心理等密切相關。而作為現代條件下市場投資者主要的信息來源，媒介對于這些相關因素的報道無疑是對一個宏觀經濟環境的建構，這種建構會對投資者的心理和對經濟現實情形的判斷帶來巨大的影響，直接引致“媒介現實”向“心理現實”的轉變，進而影響其投資行為，引起股市波動。

前文業已對《黑幕》一文對股市的影響作了說明，此處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黑幕》報道中，媒介對于事件的揭露還直接導致了原定于2001年初推出的開放式基金和創業板的的推遲。前者于2001年9月姍姍來遲18，后者則至今遙遙無期19。此外，盡管《黑幕》中涉案的基金公司并非全部，但它們對整個行業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媒介的報道導致了投資者對于中國證券市場的整體悲觀，其結果之一是隨后推出的開放式基金的試點受到市場冷遇，第三只基金幾乎到了發行不出去的尷尬境地。20

三、設置經濟議程，引導社會輿論

傳播學中的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媒介通過對某些議題的重要性的強調會影響到公眾對這些議題重要性的理解，最后形成公眾議題。進一步來講，由于媒介的報道給予議題某種意義，突出某些屬性而淡化另一些屬性，從而影響人們對議題的思考方式。媒介正是通過這樣一種途徑，使公眾對某種觀念產生較為一致的看法，進而形成公開的輿論。

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合意”和“公眾議題”并不一定是“全體公眾”或“大部分公眾”范圍內的概念，而應當理解為與媒介報道的事件中特定的相關公眾群中的“議題”和“合意”。假設來說，如果一份地方教育類報紙頭版的關于的教育改革的報道引發了當地教育界的爭論，我們就可以認定，這份報紙成功的設置了議題。

從“基金黑幕”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這樣一種媒介對社會經濟議題的設置效果。正是《財經》的報道，利用“黑幕”、“欺瞞”、“虛假”等語詞為中國投資基金貼上了“基金黑幕”的特定標簽(意義)，并以廣泛的傳播方式使之成為公眾的議程主題。如前所述，從《黑幕》發文起，包括當事方、曝光方、學者、官員、業界等相關人士紛紛卷入爭論，包括國內三大證券報在內的各大媒體均對此事進行了重點報道，地方財經報紙和港臺報紙更是不遺余力21。一時間，“基金黑幕”成為報刊文章的流行詞匯之一，并被評為“2000年中國十大證券新聞”22。吳敬璉的接受采訪意味著“名人”和“專家”開始談論這個議題，這有力的推動了議題的建構，并進一步擴展了議題的含義(由基金到整個股市)，接下來，由“基金”引發的股市討論持續數月，涉及國內眾多經濟學家，并在事實上把整頓證券市場秩序的“議題”提上高層日程。實事求是的講，這一議程的設置并不是也不可能由媒介孤立完成建構的，而是在媒介、證券業界、政府三者的互動中完成的，但是，財經媒介(包括《財經》和后來的各大媒體)起著議程設置的起始作用并在整個過程中處于話語的中心，這是毫無疑問的。

四、行使監督，維護市場經濟秩序

市場經濟社會中的新聞媒體擔負著對市場行為的主體――企業(而不僅僅是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的職能。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特別是大企業的觸角已經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這些企業對我們的生存環境、政治體系、全球財富分配、投資安全乃至我們健康的影響正在與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了獲取利益，往往會出現一些不當甚至是違法行為。隨著金融證券市場的發展，由于市場的復雜性，更是容易出現諸如企業惡意逃避銀行債務，不能準確、及時、全面披露相關信息，甚至內幕交易、聯手操縱股票價格謀取非法利益等嚴重損害投資者的利益的違規違法活動。因此，對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實施監督就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大眾媒介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和職業特性，成為這一監督的最有力主體。不僅僅是在中國，前不久美國安然丑聞的曝光正是媒介對于企業進行有效監督的一起很好案例。

“基金黑幕”事件中我們欣喜的看到了中國的財經媒體對監督市場職能的一次充分運用。如前所述，正是在輿論壓力下，2001年起，中國證監會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關于基金監管的文件，內容涉及法人治理結構、基金公司交易行為規范以及基金公司的發起設立等。其中以“好人舉手”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基金業準入制度改革成為2001年基金業規范化進程的重要內容。23“好人舉手”政策是指改變行政審批與小范圍內選擇基金管理公司的做法，強調擬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機構要用事實證明自身具備管理能力，并向社會公開承諾自己是行為規范的理性機構投資者。由于引入了市場監督評價機制，這一舉措在短期內大大提高了市場準入的門檻和市場監管的水平。

三、財經類媒介的社會影響力：“基金黑幕”事件背后的思考

“基金黑幕”及其影響引發的是我們對于現代經濟條件下財經類媒介的社會角色及其社會影響力的思考。

關于大眾媒介影響的爭論，Bernard Berelson曾歸納出以下三種主要的觀點。實務派：傳播媒介的代表與研究人員；學院派：媒介內容的精英批判者，尤其指大學里的學者；實證派：實證社會科學研究人員(Bernard Berelson：The Great Debate on Cultural Democracy, 1961)。24在此基礎上，Davis和Baran列出了關于大眾傳播媒介效果的七個基本問題如下：25

1、大眾傳播究竟有無影響？

2、大眾傳播如何影響我們？

3、大眾傳播最重要而顯著的影響為何？

4、何者為大眾傳播的正面效果--對個人及社會有益者？

5、何者為大眾傳播的負面效果--對個人及社會有害者？

6、如何增加大眾傳播對個人的正面效果，并限制其負面效果？個人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大眾傳播？

7、如何增加大眾傳播對社會的正面效果，并限制其負面效果？社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大眾傳播？

現在，我們可以嘗試用這七個問題來對財經類媒介的社會影響進行考察。出于簡化的考慮，我們提出如下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財經媒介是否影響社會和經濟？”

從“黑幕”事件中我們得出了一個無需置疑的答案。無論是從短期效果(如股市的立即動蕩)還是長期效果(如中國證券市場的走向規范)，直接效果(如各大基金公司的反應)還是間接效果(如開放式基金的受阻)來看，《財經》及其《黑幕》報道給社會和經濟運行帶來了毫無疑問的強烈沖擊。前文列出了《黑幕》對于社會和經濟的四種影響即：監測經濟環境，保障投資者知情；引起股市波動，沖擊宏觀經濟運行；設置經濟議程，引導社會輿論；行使監督，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推而廣之，我們可以將之視作財經媒介和財經報道對于社會和經濟的一般影響。恐怕更有意義的是第二個問題的提出：

“財經媒介是如何影響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