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富士康：一臺手機為何賠上一條人命(2)

2009年07月23日 14:23
來源：南方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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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丹勇之死：能否助推工會制度大步

“丟失iphone被調查，富士康員工孫丹勇跳樓自殺”的新聞及其后續報道，引起公眾廣泛關注。昨日的《第一財經日報》也以“iphone失蹤血案：折射代工企業生死存亡的競爭”為題，對于其間可能存在的殘酷競爭和利益糾葛進行了詳盡分析。

毫無疑問，相關報道有助于我們擴大視野，將個人的抗爭、可能的泄密、公司之間的博弈放大到整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來仔細考量：就合作者的關系而言，富士康對于丟失iphone是非常緊張的，無論其緊張的原因是第四代iphone手機的技術泄密(富士康已經對此否認)，還是蘋果公司對其管理不善的可能質疑，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甚至可能影響富士康未來的發展。在追查責任的過程中，富士康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焦慮其實是不難想見的。

就競爭者的關系而言，誠如《第一財經日報》的新聞所顯示：富士康一位內部人士透露，某企業一直想搶奪iphone訂單，事件折射出代工企業之間你死我活的生存斗爭。這一說法雖有待證實，但是兩公司競爭日趨激烈當是不爭的事實。而孫丹勇可能就是這種競爭的犧牲品，無論他是否主動泄密，他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一代價是如此沉重，令人扼腕。

當我們把注意力從公司之間的關系聚焦到個體的命運上來，我們赫然發現在類似事件中，員工個人面對強勢公司的內部調查時，往往顯得手足無措，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相當被動，這在客觀上加大了悲劇發生的可能。這樣的悲劇是否能夠避免？我們需要怎樣的制度構建和有力執行來幫助相對弱勢的員工合理合法捍衛自己的權益？退一步來說，即使涉事人是泄密者，他也有權利在可能的范圍內保護自己的尊嚴不受侵犯。而這些顯然是公眾更為關心的話題。

孫丹勇在iphone丟失之后，很快感受到了來自公司的調查壓力，而在這一過程中，他沒有向任何法律機構求助，更沒有類似工會這樣的組織出面為他緩釋壓力，提供必要的咨詢和協助。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時間倉促，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說明工會這樣的組織在類似事件中不夠“敏感”？或者說工會平時并未以較多宣傳及維權行動獲得員工的認可？早在2006年12月31日，富士康科技集團工會即宣告成立。當時的媒體報道顯示，富士康工會是深圳市總工會派出富士康的工會組織，深圳市總工會表示此舉創新了工會組建的模式，接下來仍會強力推進富士康成立企業內部工會。

不過，在事件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公眾見到的是媒體的步步緊逼和追問，聽到的是富士康有關負責人連續不斷的澄清和解釋，看到的是孫丹勇的親朋好友、同學以及網民在網絡空間中的憤怒與悲傷，唯獨沒有見到所謂“創新了工會組建的模式”的富士康工會有任何的表態和發言。

面對一個年輕生命的逝去，工會抑或部分相關組織不發一言，保持沉默，這樣的氛圍著實令人失望和遺憾。

我們當然可以就此自我安慰說：良好制度的構建以及利益博弈機制的形成需要一個艱苦漫長的過程。可是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現在有沒有啟程？我們現在有沒有站在這一過程的起跑線上？

糾纏于個案的細節或者沉迷于商業諜戰的幻覺對于多數局外人而言是毫無意義的，公眾更希望在這樣的激蕩與進退中看到制度的進步，執行力的飛躍以及自身權益是否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保護。

孫丹勇之死，是否能夠以慘痛代價助推工會制度的大步前行，我們心懷忐忑，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