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鵬：實戰型的法經濟學家

2009年07月31日 22:49
來源：華夏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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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任孟山北京報道

編者按

被譽為“企業股改第一人”的經濟學家劉紀鵬，近期由中國經濟出版社連續推出了“劉紀鵬改革論著三部曲”的前兩部，分別是《大道無形——公司法人制度探索》和《路徑選擇——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之路》，第三部《大船掉頭——中國電力改革反思》也將很快推出。由于劉紀鵬教授在業界與學界具有廣泛影響，因此他的著作受到了各方面的熱烈關注。為此，本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三本書與三個十年

《華夏時報》：劉教授，您的這套改革論著三部曲，先是講公司法人制度，再是講資本市場發展，然后是中國電力改革，這樣的順序您是如何考慮的？

劉紀鵬：我是一個完整經歷中國改革三十年的一個學者。在1979年上大學之前，我當過兵、當過工人，對改革以前的中國社會有著感性而深刻的認識。讀大學的時候，我的專業是企業管理，所以企業改革是我關注的興趣，也是我參與企業改革的起步專業，我的學士論文做的就是《公司產權與組織問題》。然后，在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師從著名企業改革專家蔣一葦先生。我還研究大公司問題，碩士論文也是做的《論公司改革》。所以企如果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有宏觀與微觀之分的話，那我實際上從最早研究微觀方面的《公司產權制度與組織》開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找到了企業改革一定要和公司股份制相結合的道路。通過資本市場實現公司產權的清晰化和流動性，而在產權的清晰化當中，公司產權的人格化和獨有性是兩個核心環節，再加上在清晰化的基礎上實現產權的份額化和流動性。所以企我就進入了資本市場的研究，從1989年開始，我開始參與中國的證券市場包括深滬交易所，北京的法人股市場，以及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如創業板、三板、柜臺交易、產權中心等。如果按時間劃段的話，我在(20世紀)80年代，整個研究的是公司法人制度，1986年我就在《經濟研究》上提出了《論企業所有制和企業法人所有權》。90年代初整整十年，我研究的都是資本市場，不論是從研究設計中國的股權分置、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推進中國的法人股市場，還是解決股權分置以及股市的文化問題、政策問題。我從事研究的第三個階段，大概在1999年至今，嚴格地說，是從2000年開始，我開始研究中國大型的壟斷行業，電力就是國民經濟的第一基礎產業，它既是基礎產業也是壟斷行業，既涉及到市場經濟的改革問題，也關系到在體制過渡當中如何把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能夠平滑地、穩固地推進改革的問題，這也是國際上的一個難題。所以企我就開始研究了電力改革，電力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縮影，它集中新舊兩種體制，也集中了壟斷與競爭的關系，也集中了經濟和政治兩個領域當中的問題，還涉及到像電力部這樣的政府部門和企業的關系，這種多跨度的改革，也使我的研究領域從簡單的企業層面進入到了政府層面，在研究電力改革當中涉及到了政府體制的改革問題。

也就是說，我參加中國改革三十年，大跨度基本上十年一個領域，第一個十年，企業改革從承包、租賃到資產經營，最后推進到了法人所有權和股份制，所以，我的第一本書是講從企業改革出發的法人所有權問題、法人制度問題。法人是什么？它是法經濟學科領域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是經濟學和法經濟學交叉的一顆明珠。而法人又和宗教有關系，所以我的(改革論著三部曲中的)第一本書命名為《大道無形》，是道教的一個語言。這本書也是我以后將要寫的《法人資本論》的一個鋪墊。第二個十年，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十年，也是個敏感問題，既包括運行機制問題，也包括上市公司的問題。股份制包括三要素，即公司、股票、股票市場，通過它既可以連接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實現資本對資源的配置，又可以把中國的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化，按照現代公眾公司的理念，最終實現一種全新的公有法人所有制形式。所以，這里面的改革充滿了我們實事求是的國情派和照搬照抄的海外規范派之間的紛爭，因此，把我的第二本書命名為《路徑選擇》，而第三本書講的是電力這樣一個國民經濟第一基礎產業的改革，這也是中國改革的縮影，所以把它叫做《大船掉頭》。所以，改革論著三部曲中貫穿了我參與改革三十年的經歷和道路。

《華夏時報》：也就是說，您基本上十年研究一個領域，這三本書是您從事改革三十年的體現。

劉紀鵬：對，可以這樣講。但是，這不是說到了(20世紀)90年代我就不研究企業改革了，實際上直到今天，我們的企業改革又推進到了新的改革高度，也就是新國資體制的改革，它還在深化，在向我研究的法人所有權和法人資本理論逐步靠近。而資本市場在進入2000年之后，我們仍然要解決股權分置改革，也仍然是我研究的一個領域。但是，在這期間，電力改革以及由此而發的政府監管體制改革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也納入了我的參加改革的視野。

法人理論是

法經濟學的哥德巴赫猜想

《華夏時報》：從已經出版的《大道無形》這本書來看，其中論述了公司法人制度，那么，您認為中國的公司法人制度探索，現在到達了一個什么樣的程度？

劉紀鵬：還沒有到達一個較為成熟的程度。我記得十四屆三中全會，我們提出了法人財產權，在當時是存在很大爭議的。提出這個觀點并貢獻比較大的是孫樹義和陳清泰同志，我之所以現在在抓緊研究這個問題，和樹義同志是分不開的，他在90年代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主管當時中國的工業改革、是靠近中央高層最重要的同志。他曾給我講了一個關于法人財產權改革的故事，十四屆三中全會前他和陳清泰向江澤民同志匯報，江澤民同志就法人所有權提了一個問題，你們說要建立法人的所有權，對國有企業來說，財產權如果是法人的，那還是國家的嗎？你們不是說財產關系具有獨有性是你的就不能是他的嗎？

對于這個問題，他們并沒有回答上來。后來樹義同志希望我能抓緊研究這個問題，回答總書記的這個提問。這是我從事法人理論研究經歷中的一段插曲。但是直到今天，關于法人所有權理論不僅中國而且世界都沒有解決。因為，法人所有權將剝奪私有制。我們所看到的只是股民，買了股票，等于把所有權讓渡給了法人，實際上手里只是拿了一張紙，他們履行不了主人的責任，如果他們不贊成這個企業，他們只能用腳去投票，即把股票賣掉，而這對法人毫發無損。法人又是誰的呢？所以，這道難題直到今天都沒有解決。法人理論是法經濟學的哥德巴赫猜想。1+1這顆明珠直到今天都沒有人摘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我才提出了“大道無形”，也正因為沒有解決，才對學者充滿了誘惑力。因此，我的畢生精力恐怕都要獻給法人所有權和法人資本理論，它探討的是能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寶庫。論證了它，人類大同的趨勢才可能形成，到那時用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來概括人類社會經濟的基本特征都顯得不夠了。目前，我正在奮力去摘取這顆明珠。

《華夏時報》：中國的公司法人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司法人制度最重要的差別在哪里？

劉紀鵬：中國和西方的法人資本制度的差別實際不存在。在未來，法人資本理論是同一的，就跟人類共融于市場經濟體制一樣。人類社會共同的第二個特征，將是法人所有制，任何政府獨資和私人獨資，都將讓位于公司法人，而公司一定要具有法人所有權的基本特征。西方國家是從私人獨資向法人所有權和法人所有制過渡，我們將是從政府獨資形態向股份制、公司制基礎上的法人所有權以及由此形成的法人所有制邁進。最終，這個理論將適用于當今人類社會的各種形態，人類的大同才可能實現。

《華夏時報》：有人說您是“一位實戰型而非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在您的實戰生涯，大概幫助多少家公司進行改革？最成功的例子是什么？

劉紀鵬：245家左右。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像海爾集團、海航集團、萬向錢潮集團，還有李寧集團、玉柴集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