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工業化進程倒退必須創造大量就業才能解決貧富分化

2009年08月01日 10:02
來源：中國經營報作者：劉曉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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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午

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經濟生活中，經濟學家正在承擔越來越重要的責任，也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公眾目光。經濟話題之外，經濟學家有著怎樣的人生享受和減壓手段？這是本欄目將在今后為讀者解答的問題。

在當代經濟學家中，樊綱自然身列前位，擔任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頂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等要職。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樊綱確有足夠精彩的人生經歷。“文革”開始的時候，1968年，在那席卷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中，中學剛畢業的樊綱來到了北大荒。少年樊綱以一種磨難式的開場開始了他的“經濟人生之旅”

40年后的今天，樊綱已然登上事業高峰，回望山下的風景，格外感嘆。

“苦讀”20年

《中國經營報》：能否回顧一下你在北大荒的生活，那段歲月對你的人生和經濟學研究有什么影響？

樊綱：在北大荒確實艱苦。從16歲開始，到25歲，8年半時間，在那兒度過了最寶貴的青春時期。那個地方冬天零下四十幾度，受了不少苦，但最厲害的苦，是兩眼一摸黑，不知道將來會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回城市，也不知道將來干什么。不光是皮肉之苦，更是精神上迷茫之苦，讀書都不知道讀什么。

后來不斷有人問我，是不是通過這種生活了解了社會，了解了中國，受益匪淺？這其實是一種浪漫化的想法，在那場上山下鄉運動中，涉及100萬人，10屆學生，也就出了這么幾個名人。絕大多數人回來后，在街道工廠呆呆，就完了。有人說這對研究提供了經驗，但這些經歷對社會科學有用，對自然科學沒有太大用。在那么一種環境下，實際上是一種性格的磨練。那一批人現在生存能力很強，能過日子，找生路，想辦法，這算是一種鍛煉，但僅此而已。

《中國經營報》：什么是你人生的轉折？

樊綱：上大學是我人生的轉折。1975年轉到河北省圍場縣插隊，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回過頭來看，如果當時大學考不上，后來一輩子就是另一條路了。

1982年從河北大學畢業后，我考到社科院上研究生，這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事件。這意味著我可以到國家一流的學府從事研究了，接觸一流的學者，視野更寬闊了，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更好的基礎。

研究生是6年啊，碩士、博士，學西方經濟學，逼著你讀書。我當時的導師是朱紹文，日本東京大學畢業回國的，對我讀書的要求比較高，所以在那個時候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基礎，讀了一大半這輩子該讀的書吧，包括各類古典和經典著作、基礎理論。

《中國經營報》：1985年，你到美國做訪問學者，這對你有什么影響？

樊綱：當時我比較幸運，1985年讀博士的時候，社科院把出國的一個名額給了我。我真正對現代經濟理論有悟性，是那個時候達到的境界。這脫離不了在社科院和大學的基礎，但最后一跳是在哈佛大學。在美國收獲很大，當時完全用英文聽課、做作業，時間很短，就20個月，但想到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系統的學習，確實花了功夫。

《中國經營報》：有沒有什么遺憾？

樊綱：遺憾？最后沒有拿一個美國一流大學的學位吧？當時回來了，拿了社科院的博士。反過來想，如果拿了美國的學位，也許就不想回國了。而且當時，我想回國做點事情。

我們這代人，中國情結很重，通過系統的學習有點悟性，希望用理論的方法加以闡述，分析中國的問題，當時正是做事情的時候，所以下決心要回來。回過頭來，我并不后悔，用管理學的話說，我覺得人生并不需要走同樣的路，要走差異化的道路。回國后，我個人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方面，作了點事情，不后悔，

就業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中國經營報》：回國后，你在學術著作和政策研究建議上作了大量的工作，談一談你比較有心得的研究？

樊綱：理論和現實意義都很大的是幾年前在社科院經濟研究理論論文，關于改革的路徑問題，是循序漸進還是平行推進？

我們通常所說的是循序漸進，就是說改完這個，再改那個。但是我們提出了現實各種制度之間互為條件，互為約束，你就不可能改完這個，再去改那個。各種制度要素是相互依存的，A沒有改，B也不可能改好；反過來，B沒有改好，A也不能完成。所以要同時推進ABC各方面的改革。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都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

過去我們有個爭論，改革先改價格？還是市場？還是企業？實際上都必須要搞，要同時推進，有的需要時間更長，有的要準備得更充分。同時要關注時間的變量，新制度需要時間，各種制度改革需要協調，否則會出現紊亂，就是經濟學上的不協調成本，然后經濟會出現亂象。

最近剛剛做了兩項研究。一是中國儲蓄和消費平衡的關系，是一個實證和對策的研究，基本的結論是財稅體制要進行改革，而不是簡單的刺激消費的問題，通過改革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二個是全球變暖、低碳經濟的研究，各國怎么定義責任和義務問題。我們提出一個“人均歷史消費排放”的概念，以前大家都認為生產排放，但是生產是為了消費，生產重心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消費重心卻在發達國家。從長期來講，這個責任要歸結于消費者，基于此我們提出了世界各國的合作框架。

《中國經營報》：你現在最關注的中國經濟問題是什么？

樊綱：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就業，這是根本性的問題。金融危機來了，農民工失業、返鄉，這實際上是工業化進程倒退了。創造大量的就業才能發展中國，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咬著牙往前走，走完發展的進程，所有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現在流行的詞是“以人為本”，經濟增長后，人們能有一個體面而且有收入的工作，這樣社會才能穩定，而不是看能不能得到政府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