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政策仍需積極貨幣政策應轉向穩健

2009年11月12日 00:2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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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申劍麗北京報道

11月11日公布的中國經濟宏觀數據，再次印證本年度GDP“保八”已無懸念。

但固定資產高位盤整，CPI、PPI環比呈現上升勢頭。當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前10月本外幣各項貸款增加9.71萬億元，同比多增5.89萬億元，而M2增速達到29.4%，比上月高0.1%；M1增速進一步提升2.5%至32%，與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這些無不令“通脹預期”再次強烈。

中國只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下的一個縮影，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政府紛紛成為凱恩斯主義的“學徒”，但隨著復蘇綠苗成長為小樹，諸多非常規刺激政策何時退出、如何退出，成為了一份更難回答的試卷。對“通脹預期”的管理，則是他們首先要面對的必答題。

而當日在北京出席“2009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卻對“通脹”威脅看得淡然，在接受本報記者在內的媒體采訪時，他明確表示，在當前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經濟而言，更重要的仍是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由于此影響，擔心的問題是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

長期看，他認為既能避免通脹風險，又能恢復經濟快速增長的辦法在于，找到一系列能夠提高經濟發展效率，提升經濟發展潛力的可持續項目，保證投資項目的質量。

這位致力于以中國發展經驗幫助全球發展中國家實現“后發優勢”的學者，履新近一年，但他始終保持著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

他為下一步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支了一招。“明年積極財政政策還有必要維持，但貨幣政策可以稍微穩健一點。”

對當下最熱門的“調結構”，他更是跳出了單純產業結構的狹隘視野。“要通過金融機構的調整，促進企業結構的調整，從而收入分配結構就能調整。”具體而言，便是建立更多地區性中小銀行，加強對中小企業和農戶的融資支持，真正促就業，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實現收入分配結構的平衡。

超越凱恩斯主義

《21世紀》：危機以來，各國都采取了擴張性的刺激政策，現在各國對于這些政策退出的時機意見不一。你如何看？

林毅夫：與之前比起來，目前全球經濟是在復蘇，但復蘇基礎還是不穩，主要表現在過剩產能還比較嚴重，失業率還在攀升，過剩產能嚴重意味著私營部門的機會就比較小。

不久前G20也一致強調，不能過早提出退出機制。凱恩斯主義指導下的積極財政政策在當前是必要的，但應該超越凱恩斯主義，在全球產能過剩的狀況下，積極財政政策需要尋找能夠提高增長潛力、消除瓶頸的投資項目。

《21世紀》：因為以美聯儲為首的全球央行大量注入流動性，市場普遍擔心世界經濟未來將面臨嚴重通脹。近期，中國政府也提出，要注意對通脹預期的管理。通脹會來么？

林毅夫：我認為當前對于世界經濟來講，主要的挑戰還是在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帶來的影響是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

至于通脹，我個人的看法是，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投資會不會造成通脹，取決于投資項目是往哪個方向投，是不是投資了高質量的項目。

如投資項目不能提高生產率，將來政府要還債有兩種可能。一是提高稅收，一是用通脹解決，一般講提高稅收不容易，普遍方法是使用通脹的方式，因此就有了對通脹的擔心。但如投資項目提高生產率，并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政府稅收就會增加以彌補刺激政策的投入，該狀況下不見得會通脹。

中國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在1998年金融危機時我們也面臨類似的情形。政府當初使用的也是積極財政政策，到了2002年我們走出通貨緊縮，2003年以后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從2003年到2007年，連續五年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兩位數。而過去只要經濟增長保持兩位數，通脹一定是兩位數的，甚至有時候到了20%-30%以上。但中國連續五年超10%的增長，其間的通脹率一直都在8%以下，很低。

根據這種經驗，應該超越凱恩斯主義。即一定要用積極財政政策來刺激短期投資需求，防止經濟大幅下滑，但具體對象必須是能夠提高經濟增長潛力的投資項目。

當前，在發達國家，這種機會比如說像綠色經濟、環保等相關項目已經比較少；但發展中國家有很多機會，因為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都嚴重不足，在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中，會有很多環保和綠色經濟的投資機會。

這樣的項目是一石二鳥，短期講可以創造需求，從中長期來講還帶來經濟增長的潛力。同時這也是縮小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差距的很好方式。

調金融結構、分配結構

《21世紀》：除了防控通脹預期，“調結構”也是未來政策著力點。這方面主要需做些什么？

林毅夫：總的來說，和調整結構直接相關的是，怎樣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如何增加我們的產品附加值，走向低碳經濟之路。

此外，我還想強調一下，講到“調結構”，國內說得比較多的是產業結構，我覺得結構的含義還包括企業的規模結構，這里面一定是包括大、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是提供就業的主體，并且通常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中，也是現階段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所在。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很快，但總體看還是相對滯后，需要高度關注。

關注這個結構有幾個意義。一方面，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途徑。應該說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均衡，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過程中出現的一個主要矛盾，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其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者。

但相對收入比較低的人賺錢主要靠勞動力，相對收入高者賺錢是靠資本。如果中小企業能夠大規模發展，在帶動產業整體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也必然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那么低收入者才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同時，因為這種企業所在行業是中國在全球最有競爭力的行業，這些企業發展了，我們的經濟剩余就會更多，投資回報會更高，資本增長會更快，從而形成民間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富裕，勞動力從相對富裕變得相對短缺的狀態，這種狀況之下，工資水平會更高。

結構調整還要包括金融機構的結構。這個體制目前還是以大銀行為主，一定要把增加對中小企業和農戶的融資力度提到議事日程上。2006年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已把調整金融機構提到議事日程，也邁出了一步，但步伐有必要走得快一點。

據說現在要求大銀行增設中小企業部，但在1990年代，四大國有銀行就有中小企業貸款部，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在兩條腿走路的狀況下，還是要加快地區性銀行發展。通過金融機構的調整，促進企業結構的調整，從而收入分配結構就能調整。

《21世紀》：你對未來中國宏觀調控政策還有哪些建議？

林毅夫：現在經濟增速比較快，但目前產能過剩情況在國內還是國際都還存在，所以現在政策不能馬上退出，否則需求馬上不足，失業馬上增加。

下一個階段，我個人主張積極財政政策繼續，貨幣政策可以轉向稍微穩健一點。積極財政政策杠桿效率之所以非常大，是因為信貸非常寬松，帶來的一個負面效果就是不少錢可能流到股市和房市，產生一些泡沫。每次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創造機制就是泡沫的產生和破滅，對這一點需要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