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還是蟻族《蝸居》喚醒時代隱痛

2009年11月26日 10:26
來源：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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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青年教師廉思對《蝸居》現象頗有感慨，在他看來，《蝸居》呈現的才是現在大部分大學畢業生真實的生存狀態。“《奮斗》里那些剛畢業就開上奧迪或奧拓、整天打臺球泡吧的年輕人究竟在奮斗什么？難怪很多人看完后得出的結論是：奮斗十年還不如有個好爸爸。”

廉思及他的團隊，歷時兩年，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洼等多個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進行了調研，提出了“蟻族”的概念，比喻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蟻族”，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畢業后月收入平均為1956元，面對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聚居村，有時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時居住四個男人和一對情侶。某種程度上，《蝸居》里的海萍像是一個蟻族的代言：“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發現有10%的蟻族畢業于211重點大學，有調研員在聚居村遇到自己北大、人大畢業的師兄，這種沖擊是非常大的。以前做社會調查，面對的是農民工、性工作者這樣的弱勢群體，調研的同學不大有切身感受，但與蟻族的接觸，使很多人開始憂慮自己畢業后的生活。”

廉思告訴記者，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大部分來自農村、縣城，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勤奮苦讀考上大學，背負著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學中的“富二代”、“官二代”畢業后輕易獲得好職位，買房買車，自己卻從村到村(農村到聚居村)，求職艱難，“他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體不一樣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則說：“社會心理學認為，當一個人實際得到的遠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時候，這個人就會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大學生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降低，使大學生這個群體普遍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與絕對剝奪感一樣，也會使人產生挫折與憤怒。在一定的環境暗示下，有些人會把這種挫折、憤怒轉變成侵犯，直接沖擊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廉思還表達了對當代青年價值觀的困惑：“蟻族們有夢想，他們為自己的夢想奮斗打拼，只是這些夢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內有房有車。有人批評說這一代青年太物質，可是這樣的價值觀卻是現實真真切切教給他們的。教育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發了一場有關社會倫理與人生觀的全國性討論。廉思驚訝地發現，在他與蟻族的接觸里，這些出生于1980年后、成長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約而同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也許正是這樣對自我奮斗意義的焦灼和懷疑，使網民們質疑《蝸居》的結局：宋思明和郭海藻這樣走捷徑、抄近道的人，真的注定自食惡果嗎？

活在當下的抉擇

滕華濤對《蝸居》引起的爭議絲毫不感到意外：“我們之所以想寫一個這樣的戲，其實就是針對現今社會里宋思明、郭海藻還是挺多的，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個作品讓大家有所思考，充分討論。也許現在還有人堅持站在宋思明和郭海藻這邊，但是至少希望他們過了嘴癮之后，有一個反思，你是否真的可以這樣不計后果去做一件事。在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你不能忽略一些價值觀、倫理道德的問題。大家不能因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為了住上好房子、開上好車，完全置道德、法律、所有這些東西不顧，而只為享受短暫的過程。”

他說自己的創作有宏大的意圖，卻并無意批判時代：“你不覺得價值觀這樣的問題已經足夠宏大嗎？我相信社會發展到任何階段都會有它的弊病，而我和六六做《蝸居》的時候，最主要的一點是講一個社會在3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一些問題。就像宋思明的那句臺詞：‘原本在光鮮亮麗的背后，就是襤褸衣衫。國際大都市就像是一個舞臺，每個人都把焦點放在鎂光燈照射的地方，觀眾所看到的，就是華美壯麗絢爛澎湃。對于光線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塵，甚至有死耗子，誰會注意呢？’這不是中國獨有的，這和某種社會制度也沒有關系，即便到了紐約、巴黎、東京也都是這樣。但是，如果讓你選擇，你是愿意活在當下，還是愿意活在三十年前呢？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活在當下。我們更想探討的是，既然你活在當下，你會選擇做哪一種人？”

六六將《蝸居》的小說交給滕華濤，是在2007年初，電視劇開拍卻已是2008年底。滕華濤覺得原小說缺少一種他沒想好的東西：“當時我說不清楚那是什么，于是決定先拍《王貴與安娜》。在做《王貴與安娜》的過程里，我想到了《蝸居》缺少的是什么：一個我認可的價值觀。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要回答我為什么要拍這個故事。說實話這個故事并不是小三與貪官的故事，如果是這樣的故事，我沒興趣。我需要講的是現在都市里面所有的人，但是這些人里有我的價值取向。從小說到劇本，我們重點加強了姐姐海萍這個人，海萍代表了我們的價值觀，就是可以有奮斗的艱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經質的發作，但是她從來沒丟掉過自己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