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三方“演義”

2009年12月07日 17:01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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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益成為全球氣候變化和碳排放的關鍵行為體和利益攸關方，需要逐步適應上述局面積極爭取氣候變化議題的話語權”

《望東方周刊》特約撰稿賀煒、王子夔 | 上海報道

你一定記得，半個世紀之前，國際社會最大的恐懼是那場核武器競賽---它被視為當時最重要的政治議題。而50多年之后，人們對堅利的核彈頭的恐懼感漸漸消退，卻對氣候變化這一本來屬于“低級政治”范疇的議題產生了極大關注。

追本溯源，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社會就已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議事日程，但關注者寥寥。冷戰之后的十數年里，在聯合國的倡導下，國際社會漸漸達成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氣候變化”與我們漸行漸近。

由于溫室氣體排放不止是個環境問題，更是國際政治和國家利益問題，涉及議題復雜、國別多樣、責任差異很大，這些因素使得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署之后，“減排”即陷入僵局，再無重大突破。

如今，全球目光都聚焦于12月的哥本哈根。世界將拿出一個怎樣的方案來開啟“后京都”時代？而這個方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強”---歐盟、美國、中國---如何“演義”。

歐盟：協調者

早在2007年，歐盟就已明確其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案，提出到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與1990年相比減少20%的減排目標，如果發展中國家有可比行動則減排30%。

對于這個目標，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薄燕認為，光看數據，它仍與國際社會所期待的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有一定差距(后者希望截止2020年，發達國家應在1990年的基礎上力爭減排25%以上)，“不過同絕大部分發達國家相比，這一目標仍然顯得切實、誠懇”。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于宏源則進一步指出，歐盟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直承擔著“先鋒”角色，“圍繞哥本哈根談判的氣候政治越來越帶有歐盟的色彩，就連諾貝爾和平獎、聯合國氣候變化報告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歐盟的政治傾向。”

領先，來源于歐洲已經深入人心的“環保”理念。復旦大學環境科學系系主任陳建民教授告訴記者，在瑞典，人們的房屋外壁通常會安裝一個大型的儲水桶，在天晴時用于灌溉土地，這樣既節約了水資源又節省了能源。“由此可見，歐洲人的環保理念有多深入”。

另一方面，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歐盟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相對較低，這也是其態度積極的原因。《歐洲氣候變化計劃》第一期報告中已測算過：“歐盟實現對《京都議定書》承諾的總成本為37億歐元，相當于2010年GDP的0.06%，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非常小。”

薄燕說，成本之所以較低，與歐盟的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相關。歐盟很早就開始了能源結構的調整，可更新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非常高。北歐國家冰島用煤發電僅占整體能源的20%，對于水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很深。

此外，歐盟作為整體具有一個他國無法比擬的優勢---內部減排成本分攤協議。歐盟成員國中并非每個國家都要做到減排20%，“富國”可以做得更多，為一些次發達國家分攤減排任務。

可以預見，歐盟在此次哥本哈根會議中仍會努力扮演“協調者”：試圖說服半路退出的美國重回京都進程；鼓勵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更為積極地參與減排。

薄燕認為，當前歐盟內部唯一可能產生分歧的問題也許就在于對發展中國家的資助額度。據測算，發展中國家為了達成減排目標每年約需花費1000億歐元。那么歐盟能提供其中的多少？作為整個京都進程的領導者，歐盟對此尚未作出明確表態。

美國：游離者

自從2002年小布什政府決定退出克林頓時期簽署的《京都議定書》，美國就被貼上了對國際公共問題漠不關心的單邊主義標簽。

在探討京都進程將何去何從的關鍵性時刻，白宮終于宣布了美國最新的減排計劃：至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與2005年相比減少17%。這個明確的承諾是奧巴馬政府修正前任在氣體減排問題上消極態度的一種進步，然而這一步邁得實在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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