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三方“演義”

2009年12月07日 17:01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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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燕說，如果仔細比對美國和歐盟的目標，就會發現兩者的不同點不僅是具體的數值(20%和17%)，更為重要的是基準年不同。與歐盟以1990年為參照目標，美國以2005年為減排基準。如果換算為1990年，那么美國的減排量僅相當于降低了4%，遠未達到國際社會的期待。

于宏源指出，美國身后還有一個“傘型”集團，這是在《京都議定書》談判中形成的，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等國家，對于減排都相對消極。

美國對于減排最大的心理障礙，是不想被一個在國際上普遍具有約束力的排放限額縛住手腳；它寧可自成體系，也不愿意恪守《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義務。

此外，美國也是打過算盤的。小布什政府在對美國的氣候變化政策進行審查后提出的一份報告稱，實現《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目標對美國經濟帶來的潛在成本，到2010年時將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2%；如果美國不參加排放貿易，則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這份報告還說，如果美國內生產總值削減2%，則相當于1970年石油危機造成的損失；如果削減4%，將使美國經濟“從強勁的增長走向衰退，對全球經濟也會帶來潛在的重大影響”。

與歐洲國家不同，美國的能源結構中對煤炭的依賴很重。實施減排目標，必然要對能源結構進行大幅調整，經濟成本很高。

可以預計，終于帶著“一攬子”目標去哥本哈根的美國在推銷自己方案的同時，估計仍會利用國內的政治壓力為托詞，“告誡”國際社會不要對其減排目標抱有奢望。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援助問題，美國在避而不談的基礎上，也可能重拾“將中國等發展中排放大國納入義務減排體系”中的舊調。

中國：主動應對者

11月25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減排目標：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充分表明了中國全力推動氣候變化談判的誠意與決心。

薄燕說，中國的這一減排目標與歐盟的承諾有兩方面不同：其一是性質上的差異，歐盟的承諾是依據現有國際條款的規定所制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目標，如果不能實現則有違背國際環境法之嫌；而中國的減排目標完全是一種自主的行為和自愿的承諾。

其二是數量上的不同。歐盟作出的承諾是指其總體排放量，而中國的減排目標涉及的是排放強度。

陳建民教授認為，中國提出的減排目標“切合實際”。他說，中國以2005年，而不是1990年為基準年，是因為1990年的工業水平距今已經相差甚遠：“若勉強而為之非但不能達到效果，也會對高度工業化增長時期的國民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得不償失?！?/p>

薄燕的評價是，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京都進程的“積極響應者”，沒有在國際上承諾對其構成法律約束力的減排目標，是源于其一直以來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立場。

“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中國正在從一個被動的、壓力反應型的參與者，逐步轉變成一個從容的、具有大局觀的主動應對者?！北⊙嗾f。

陳建民認為，目前，中國最關切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援助與資金支持問題。溫家寶總理此行也是帶著明確的目標：一方面，要求發達國家承擔中期的量化減排義務；另一方面，希望發達國家提供可以落實的資金與技術轉讓，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節能減排能力的同時，呼吁發展中國家也盡其所能地采取減排行動。

在氣候談判上，薄燕認為，中國很有可能參照以往的國際環境談判策略，以“77國集團+中國”的形式出現，以此增加談判的話語權和籌碼。也有可能聯合印度等發展中大國(中印此前簽訂了應對氣候變化合作協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在減排協議中已獲得承認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