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力量高調出擊

2009年12月20日 06:09
來源：北京青年報作者：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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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九日，參加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氣候談判中方首席談判代表蘇偉要求發言 -攝影/新華社記者　武巍中國代表團陣容強大　敢于直言屢屢成為新聞頭條———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敢說話”是中國官方談判人員在本次氣候大會上給外界留下的深刻印象，體現出中國作為大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上所采取的建設性的、積極的態度；除了官方聲音外，來自中國民間的力量，包括關心氣候變化的年輕人、學者、企業家、明星，也活躍在哥本哈根會場內外，傳遞中國普通民眾的心聲，讓重大外交活動不只是官方的“獨角戲”。政府官員與民間人士的相互呼應，構成了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現場內外重要的“中國力量”

-積極高調

英國《衛報》環境記者約翰·華茨沒有想到，這次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代表團一改往日的“神秘”，高調面對媒體。

從大會開幕的那天起，貝拉中心C7區的中國新聞中心，幾乎每天一場發布會，場場爆滿。一位跟蹤氣候談判多年的觀察員告訴本報記者，以往，想和談判代表們“聊一聊”并非易事。而在哥本哈根，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副團長兼首席談判代表蘇偉和副團長于慶泰輪番登場，任中外記者提問。

“發達國家不能再開空頭支票”、“人均兩美元的援助還不夠買棺材板”……在哥本哈根的第一周，“三劍客”觀點鮮明地表達中國立場，回應西方批評，精辟的言論屢屢成為新聞的頭條。

于慶泰認為，用“高調”概括中國的表現不是合適的形容詞。“應該說是積極”，于慶泰一邊快步走向談判廳，一邊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研究氣候外交的中國學者也覺得，用“積極”定位中國的表現更為準確。

16日，談判正在緊張地進行，主辦國丹麥突然拋出一份文本，企圖越過之前的談判草案。面對突然出現的變化，蘇偉在大會上三次拍案而起，表示不接受這樣一份“從天而降”的提案，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等都對中方的表態予以支持。當天稍晚時候，在蘇偉主持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格外多。《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說，他就是想看看“在大會上抗議的中國代表”特意而來的。

-有備而來

此次氣候大會，被稱為當今世界上最復雜的一次國際談判。對于這樣一次“大考”，中國代表團有備而來。

在中國代表團提供給本報的名單上，記者看到，代表團成員來自發改委、外交部、科技部、財政部、環境保護部、氣象局等部委，其中不少人都是身經百戰、有豐富談判經驗的專業人才。

一位談判代表告訴記者，國際談判的背后是國家利益，為了做到“不辱使命”，所有人都在加班加點地工作。“壓力？那是一直都有的。談判總是跌宕起伏的，我們已經習慣了。”進入談判的后半程，夜會是家常便飯。這位代表笑笑說，“唯一的放松方式，就是在代表團辦公室里，和同事開個玩笑，緩解緊張氣氛。

除了在前沿戰斗的談判代表，此次還有一個專家“智囊團”來到哥本哈根，由來自中國農科院、清華大學等院校的學者組成。

“我們是在‘第二戰場’配合和支持中國政府談判。”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如是概括“智囊團”的作用。潘家華告訴記者，從每天早晨5點起床到晚上活動結束，他一天要參加十多場邊會。“一方面，我們為代表團提供談判所需的資料和數據，有直接溝通機制；另一方面，通過學術交流，把中國在氣候變化政策背后的科學依據加以說明，用我們的學術成果影響參加談判的代表和學術人員。

-攻防結合

氣候談判大會是各國政治博弈的角斗場。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角力之時，中國也在努力打好“攻防戰”：聯合新興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取正當權益，防止發達國家轉嫁責任。

這次大會中，“基礎四國”讓人印象深刻。中國、印度、南非和巴西這四個發展中國家，因為英文首字母正好組成英文單詞“基礎四(BASIC)，所以被稱為“基礎四國”讓11月下旬，四國在北京召開了閉門會議，協調了立場，為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的精誠合作打下基礎。

哥本哈根大會伊始，就被“丹麥草案”的傳聞攪得沸沸揚揚。一份據說由英、美和丹麥秘密制定的文案意外泄露，因為偏袒發達國家利益，遭到炮轟。隔天，媒體就刊登出了“基礎四國”擬定的“北京文本”，被看作是對發達國家的“反擊”。幾日后，“基礎四國”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重申團結。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更是驕傲地說，四國之間，每個小時都在進行通氣聯系。

另外一個和中國名字聯系緊密的是77國集團。這個組織包括13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77國集團的會議和活動。會議進程過半之時，77國集團曾威脅要退出會談。關鍵時刻，是7基礎四國”充當了“救火隊員”。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透露，當時四國部長緊急磋商后，決定聲援77國集團的行動，隨后又去了大會主席處進行協調，才使得談判回到正常軌道上。

-改變策略

喻捷是氣候組織中國辦公室政策與研究項目總監，多次作為觀察員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她看來，中國在氣候外交上由“守”轉“攻”，不僅因為中國對氣候問題意識的改變，還和其國力的增強密不可分。

“過去，我們把氣候問題當成環境問題；上世紀90年代后當成發展問題；現在則是重大的國際政治和安全問題。”環境外交學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說，氣候外交涉及一個國家的發展空間和發展速度，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屬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

2007年6月中國政府發布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成為發展中國家最早制定此類方案的國家。隨著中國國力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提高，使得國際談判的格局發生了變化，中國成為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

“但與此同時，中國在氣候談判方面也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張海濱說。氣候變化問題的誘因是碳排放，碳排放又是能源問題，所以氣候變化的實質是能源問題。中國在能源減排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數據顯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仍在增長。這可能會成為“靶子”。一些發達國家可能逃避歷史排放的責任，讓中國來背黑鍋。

-迎接挑戰

在哥本哈根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領導人會議上，在幾十億人的注視下，溫家寶總理承諾，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他說，無論會議達成什么成果，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為實現、甚至為超過這個目標而努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華告訴本報記者，這體現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態度和對國際氣候變化的貢獻，但這個目標對中國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落幕了。對很多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來說，短暫的休息過后，將是更為漫長的談判之路。而對中國來說，如何在未來爭取更多的氣候外交主動權，也將是一條充滿艱辛的路。當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和能源結構必須發生改變時，不再是決定談判桌上要出哪張牌那么簡單，而是決定未來中國在國際體系重建中的地位。

在《世界氣候外交和中國的應對》一書中，中國專家指出，在后《京都議定書》時代，新興大國特別是中國，在節能減排方面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利用壓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盡早統籌國內各種資源、落實各種技術政策組合，實現能源結構的跳躍式發展。

在記者采訪中，多位專家都表示，不管哥本哈根協議如何落實，中國未來的趨勢都是要發展低碳經濟。目前中國低碳經濟技術在很多領域，依然需要從發達國家進行技術轉移。“中國代表團這次去哥本哈根，帶了42項技術，希望和發達國家進行合作，而我們要發展低碳經濟，至少需要60多類關鍵的技術。”張海濱說。

-文/本報特派哥本哈根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