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小軍：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失敗了嗎

2010年01月04日 15:54
來源：學習時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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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小軍

2009年12月19日，萬眾矚目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在未能通過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文件的情況下閉幕。毋庸諱言，會議的結果并不令人滿意，13天的談判進程相當復雜，進展非常艱難，凸顯了國際氣候政治博弈的復雜性，也充分說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氣候變化領域矛盾的深刻性。

大會失敗了嗎？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失敗了嗎？人們不禁要問。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是一場關乎未來世界的走向暨人類命運的大會，因為其所討論并將作出決定的話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實在是太沉重了；這又是一場利益紛爭、南北鏖戰的國際政治博弈戰場，因為事關全球近200個主權國家和60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這還是一場決定未來商業利益的鏖戰，因為與氣候變化相關的一個巨大的新興產業呼之欲出，會議的任何決定，都將對這塊未來的經濟“大蛋糕”做出政治切割。因此，早在大會啟幕之初，各種期望聚焦哥本哈根：“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國際會議”、“被議論最多的會議”、“改變地球命運的會議”、大會將是“最后的救贖 ”，等等。對于此次會議，幾乎所有世界媒體都認定：結果無法確定，唯一能確定的就是爭論和交鋒，于是各種疑慮也充斥國際媒體：哥本哈根，人類能否收獲希望？“世界擔心氣候峰會走向失敗”……哥會落幕之際劃上的果然僅僅只是一個逗號。

在中國等各方努力下，大會最后時刻由美國和“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四國的首字母組成基礎一詞：BASIC)起草的《哥本哈根協議》，獲得了歐盟、日本等30多國的支持。這個文件在隨后的全會討論中，雖獲得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意向，但最終因圖瓦盧、蘇丹以及哥倫比亞等南美國家的反對，未獲一致通過，而采取《框架公約》190多個簽約國以自愿的方式加入協議。這份協議所達成的共識包括：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該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目標清單，同時應建立某種檢查各自進展情況的國際機制；協議規定，富國應該向窮國調撥資金，幫助后者適應氣候變化產生的影響；協議還訂立了一個目標，即將地球變暖的底線控制在平均氣溫比前工業化時期高出2攝氏度。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他對此次氣候變化大會取得的進展感到滿意，會議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盡管會議未能通過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但他將竭盡全力推動在2010年實現這一目標。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會議取得了重要而積極的成果。《哥本哈根協議》維護了《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發達國家實行強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采取自主減緩行動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焦點問題達成難得的共識。中國為推動會議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發揮了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為鞏固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實事求是地講，協議確實未能提供一份可以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全面協議，而這恰恰是會前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其實，即使會議通過了這樣一份文件，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僅是獲得一個新的起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已經取得的積極成果，將成為此后國際氣候談判的基石。因此，簡單地斷定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失敗了的言論并不正確也是不負責任的。

各方博弈的焦點何在？

哥本哈根大會向世人展示出了一幅全新的氣候政治地圖。哥本哈根會議的實況告訴人們，由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衍生而出的氣候政治，正在被意識形態化。在這里，科學問題與政治話題被混淆糾纏于一。盡管大會前夕國際媒體爆出了所謂“氣候門”丑聞，但仍未能稍為緩解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性的“政治正確”標準，成為了一種新的國際政治的強勢話語。

這是一場陣線變幻不定、復雜混亂、令人精疲力竭的博弈，博弈中形成了立場各異的幾方：希望發揮主導權的歐盟；志在奪回氣候政治主導權的美國，以及追隨其后的所謂的“傘形集團”，包括歐盟之外的日、加、澳、新等國；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又因立場差異被區隔為新興發展中大國、77國集團和飽受氣候變暖之害的小海島國家及最貧窮國家。各方都不否認自己的責任，但顯然都各自有著自己的利益關切。早在會前，相關的國際政治博弈即已悄然展開。中美之間、美歐之間、中歐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密集磋商，幕后斡旋緊鑼密鼓。

為爭取會議上的政治主動權，各國紛紛提前亮出減排承諾的底牌。歐盟2007年即提出，爭取到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0%，并表示愿與其他發達國家一道將中期減排目標提高到30%。奧巴馬政府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17%，這僅相當于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4%。日本的中期減排目標是25%，但其前提條件是所有主要排放國參與減排。這個前提條件沒有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違背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澳大利亞承諾到2020年在2000年基礎上減排5%至25%(后一個數字均是有條件承諾)，但這個目標卻被澳議會兩次否決。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估計，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應該達到25%至40%，才能避免全球變暖至危險水平。顯然，發達國家的上述減排承諾遠遠不夠。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鄭重承諾，到2020年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其后，印度也作出承諾在同一時期內降低其碳密度20%至25%；巴西計劃到2020年在預期基礎上減排36.1%至38.9%；南非表示將在2020年至2025年間達到排放峰值。同時，中基礎四國”宣布了共同的與會立場和共進退的政治決心。大會開幕當天，中國科技部長萬鋼表示，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將在2030—2040年間達到頂峰。這是中國官方首次明確提出中國排放的峰值年份預期。這些承諾表明，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是積極負責和令人鼓舞的。

哥本哈根會議期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歧明顯。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又是發展問題，但歸根到底是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認為，氣候變化談判首先應清算三筆“賬”。其一是“歷史賬”。從1900年到2005年，人口總數不到全球20%的發達國家，卻排放了全世界80%的溫室氣體。1950年前排放的溫室氣體，95%都源自發達國家。因此，發達國家必須承擔歷史責任，更大幅度地提高減排目標，并在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等方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足夠支持，這將是氣候談判能否成功的關鍵。其二是“人均賬”。數據顯示，2006年發達國家人口不到10億，卻排放了約129億噸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總量的46%，人均排放幾乎為發展中國家的4倍。二者之間的差異表明，前者是“生存排放”，后者是“奢侈排放”。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有必要維持一個合理的排放空間；而人均排放量更高的發達國家則應加大減排力度。這將體現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公平和正義原則。其三是“法律賬”。具有國際法約束力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及其“巴厘路線圖”，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基礎。其不僅確立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而且為發達國家確定了強制性的減排目標。哥會13天的激烈進程顯示，與會各方爭議的焦點集中于幾個關鍵詞：“體制”，即是否堅持國際社會公認的《框架公約》和發京都議定書》的基本氣候制度框架。會議期間，美國、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一再試圖脫離或繞開這一框架。“雙軌”，即指2007年180多個國家簽署“巴厘路線圖”時確立的雙軌談判機制：一方面，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要履行《京都議定書》的規定，承諾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減排指標；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和未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主要是指美國)則要在《框架公約》下采取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但是自今年曼谷談判以來，歐盟及一些發達國家提出雙軌談判并成單軌，試圖徹底拋棄《京都議定書》的方案，遭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堅決反對。“原則。其即指2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其公正”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這三條原則在會議期間遭遇來自西方國家的巨大政治壓力。“共識”，主要指：1.發達國家要為歷史排放和當前的高人均排放承擔責任，要承擔中期量化減排義務；2.發展中國家應根據本國國情，在發達國家資金和技術轉讓的支持下，盡可能地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努力適應氣候變化；3.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并建立有效的資金機制；4.建立有效機制安排，促進環境和氣候友好型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這四個“共識”，其實就是此次哥本哈根會議的目標訴求。

會議期間，爭論各方相持不下，上述爭論焦點遲遲達不成共識。會期中，西方國家的黑箱操作不斷曝光，激起發展中國家的憤怒，使爭辯雙方的氣氛一度白熱化。最終，各方的博弈集中于減排承諾、資金、技術轉讓等具體問題上。

中國扮演了何種角色？

此次大會上，中國高調發聲，展現了負責清新大國的國際形象。中國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為發展中國家爭取發言權，特別是照顧最不發達國家、非洲國家、小島國等地區的利益，展現了大國形象，也贏得了發展中國家的尊重。英國《衛報》認為，中國改變了氣候談判的格局，打破了哥本哈根氣候談判的全球均勢。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及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之一，中國既要維護自身的發展權利，也要展現一個負責任大國承擔減排義務的意愿，同時避免被迫做出超越中國能力的減排承諾，考驗著中方談判代表的智慧。會議過程中，中方不愿妥協的強硬姿態以及化解危機的能力，再次凸顯中國雄厚的外交實力。此次大會上中國是唯一單獨設立新聞與交流中心的發展中國家，其目的就是全面介紹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政策、行動和取得的成效。會議開幕后，中國代表團負責人紛紛亮相。解振華的一針見血、何亞非的睿智、蘇偉的幽默、于慶泰的清晰，讓中國“聲音”充分傳遞出來。大會期間，新聞與交流中心還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清華大學等科研院所專家舉辦專場新聞發布會，就氣候問題闡道明理，讓外界對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作出的努力有了比較全面、深刻的認識。

2009年12月16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帶著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誠心、信心和決心到會，隨即開展了密集的旨在推進會議取得成功的外交活動。在這一系列會見中，溫總理呼吁各國在最后關頭，應著眼大局，立足現實，照顧彼此關切，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鎖定已做出的承諾，迅速凝聚共識，有效推進談判，達成一個顯示國際社會共同政治意愿、體現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為各方所接受的成果文件，為未來的國際合作提供新的動力。同時，溫總理重申中國的立場，即中國承諾的減緩目標是經過反復論證的、科學的、不容談判的，也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即不與其他任何國家的減排行動掛鉤。中國將毫不動搖地實現自己的目標。中方贊成確定一個長期目標，可以考慮把2050年全球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作為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實現各自目標方面，最重要的是采取切實行動，同時，要增加互信，不應該相互猜忌，更不能搞對抗。爾后，溫總理以《凝聚共識，加強合作，推進應對氣候變化歷史進程》為題向大會發表了講演，充分展現了中國減排的決心。

會議進入最后階段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突然提出，發達國家或將在2020年前每年有條件地向氣候基金會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但同時要求其他主要國家滿足美國對透明度的要求。對此，中國表明了自己堅定的立場：“巴厘行動計劃”對透三可”(即可測量、可報告和可核實)已有明確規定，發展中國家只有得到國際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的減緩行動，才接受“三可”審評，而自主采取的行動不接受國際“三可”(中國堅持這一立場并不是害怕監督，或是怕負責任，而是為了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國的行動目標有充分的法律和機制保障，即不僅要使承諾公開透明，而且要保證承諾的執行受到國內法律和輿論的監督。同時要中國愿意改進國家信息通報的報告方式，增加透明度，并考慮與各方進行國際交流、對話和合作。此次哥會上，中國自始至終堅守立場頂住了壓力，成功維持了發展中國家“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捍衛了經濟社會發展——這一中國核心戰略利益。

哥會閉幕后，國際傳媒明顯分裂為兩派：發展中國家強烈批評發達國家，特別是指出美國應為此次會議無果而終負責。而西方一部分媒體則將矛頭指向中國。英國環境與氣候變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甚至叫嚷是中國“劫持”了大會。一時間，國際忽悠之聲四起。其實，明眼人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知其項莊之意：其一可將責任推給中國；其二可為此后向中國出口商品征收“碳關稅”預留政治與貿易空間；其三又可將“破壞拯救人類家園”的帽子扣到中國頭上，借此占據道德高地，將中國置于被“批判、指責”的箭靶地位。于是，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 “劫持”了國際氣候談判？如果按照米先生所言，只有拋棄《京都議定書》，雙軌并單軌，即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放棄已成為國際氣候談判基礎的兩個文件和“巴厘路線圖”，氣候談判才能成功的話，那么真正“劫持者”是誰不也就不言自明了嗎？中國人民的立場十分清晰，那就是：“氣候變化是當今全球面臨的重大挑戰。遏制氣候變暖，拯救地球家園，是全人類共同的使命。每個國家和民族，每個企業和個人，都應當責無旁貸地行動起來。”(溫總理語)

后哥本哈根的前景是什么？

哥本哈根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2009年12月將成為深刻影響未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歷史坐標。《哥本哈根協議》畢竟為2010年的接續談判提供了重要基礎，堅持了雙軌制談判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有人因此而言，哥本哈根將成為低碳時代下氣候“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起點。

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考察，這次峰會上歐美發達國家風頭不再。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國際社會切實感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構建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制度中的強有力的政治作為和極具建設性的能力。此次大會上，中國努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國際形象，擔負與自身國際地位相稱的大國責任，力所能及地向國際社會提供有益的公共產品，積極實踐著從受惠于國際體制的分享者向新國際制度的創建者和貢獻者的轉型。旨在給地球降溫的這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表面上是各國就溫室氣體排放額度討價還價，但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各國關于能源創新和經濟發展空間的博弈，進而將影響未來國際格局的轉型。正是在這種壓力與動力下，190多個國家不分大小，無論窮富，在哥本哈根的臺前幕后展開激烈打拼。這是一場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博弈，是一場劃定“氣候主權”與國家主權界線的博弈，也是搶占世界政治和經濟新秩序“制高點”的博弈，博弈各方除了想要爭取“道德模范”聲望外，更是看到了應對氣候變化背后的巨大商機。發達國家正積極構建新時代的“綠色意識形態”或稱“氣候意識形態”，以此占據新世紀的道德高地，以此構筑新的氣候政治經濟制度的主導權，以此打造一個新的氣候產業領域并希冀在這新的產業結構中天然地位居制高點，真可謂是一石多鳥，一箭多雕啊。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正在醞釀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以低碳、綠色為特點的新經濟模式正在逐漸形成。眼下，氣候因素正成為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能源革命的最主要推動力。對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而言，應對氣候變化從任何角度講都將是人類歷史的一場偉大革命。甚而有學者預言，隨著氣候變化和減排話題的深入人心，這一領域最有可能成為搭建國際新秩序的舞臺。“氣候主權”、碳排放權，或將與傳統的國家主權并列，成為主權國家的基本屬性。甚至由此，圍繞碳排放權和“氣候主權”、將建立起新的“集體安全機制”、新的全球貿易規則、新的能源產業格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云云。

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共同的責任。氣候談判既有各方利益的碰撞和博弈，又承載著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愿望和不懈追求。在激烈交鋒的同時，各國的共識也在不斷增多，這是達成協議的基礎。妥協與博弈同樣重要。在此后的談判中，“妥協與將成為一個關鍵詞。各國在堅持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同樣需要勇敢的妥協精神。2009年底我們離開冰天雪地的童話之都，2010年我們將走向溫暖的墨西哥城。全世界人民有理由相信，全球氣候談判將在那里迎來花繁似錦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