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午實錄

2010年01月09日 09:26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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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0年1月9日上午

地點：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

主辦單位：光華管理學院

承辦單位：北京大學MBA聯合會

網絡支持：鳳凰網財經

特別支持媒體：中國企業家

曲向東(主持人)：各位領導，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我是曲向東。

歐陽夏丹(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歐陽夏丹。

曲向東：而且我特別驕傲的，我是北大的學生，也是光華2001級的學生，夏丹今年還是在讀的小師妹。

歐陽夏丹：非常榮幸主持今天的論壇，而且我們也看到每年一度大家都會會聚到北大，在這個地方來交流，他們碰撞出來的火花，對于我們的社會發展和經濟變革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曲向東：而且我們又將迎來一批我們今天社會的中流砥柱和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一些觀點，首先非常榮幸的為大家介紹一下今天到場的各位嘉賓。

歐陽夏丹：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

曲向東：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

歐陽夏丹：國家國有資產管理中心主任李榮融。

曲向東：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代市長黃奇帆。

歐陽夏丹：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解振華。

曲向東：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

歐陽夏丹：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楊河。

曲向東：還有我們尊敬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

歐陽夏丹：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

曲向東：我們也非常感謝新浪財經對于我們第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的支持。

歐陽夏丹：首先讓我們有請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先生致詞！

蔣正華：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新年好！

2009年已經過去，這一年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全球金融風暴的沖擊下，中國充分發揮了制度的優勢，及時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有利的實施了有針對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有效的落實了一攬子計劃，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現在有許多國家在討論北京共識，中國的增長模式在世界上受到了普遍的關注。目前世界經濟正處在一個緩慢的復蘇過程之中，世界經濟好轉的態勢比2008年末很多國際機構的預期要好一些，但是總的來說，經濟轉好的基礎并不穩固。最近在冰島債務危機還沒有解決的時候，又發生了迪拜和希臘的債務危機，而且這些還不是個別的特例，不少的國家都存在著類似潛在的一些隱憂。現在許多人正在熱烈的討論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究竟應該往哪里去？誰將引領本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所以現在全球正處在一個大變革、大調整的這樣一個時期，中國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已經有很多年了。15年前有所謂的中國崩潰論，大概10年以前有所謂中國維系論，現在有很多人在談著中國責任論，這種情形我覺得跟20世紀初的時候很相似，20世紀初也是世界處在一個很危險的時期，當時有很多人討論20世紀經濟往哪里去？20世紀哪些國家將引領世界的發展？當時討論的熱點中心是兩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阿根廷。這兩個國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最后是美國上去了，阿根廷上來了，所以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認清形勢，科學的制定對策，堅定的付諸行動是能夠成功的關鍵，所以現在我們也處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要從世界的高度來看中國的經濟，從歷史的深度為我們的發展定位。從戰略上我們要樹立雄心大志，從戰術上我們要謹慎踏實的來發展我們的經濟。不能因為有人說壞話我們就動搖，也不要因為有人說我們的好話而浮躁，要著眼于長遠，立足于現實。既要看到成績，鼓舞我們的信心，同時更要看到我們的問題，深入研究，吸取好的經驗，來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我個人認為，在現在這個全球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要取得主動，必須從四個方面采取行動。

第一個是科技革命。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創造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現在我們正處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當中，它的核心就是信息、生物、航天、材料和納米技術的綜合。有的人認為技術可以買來，所以我們如果沒有自己的創造也問題不大。但是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和前沿技術是買不來的，我們買技術的工作現在也要做，但是這個是一種戰術性的，戰略上我們還是要根據中情況，大力培養創新的能力。我們從自己的經歷當中也可以看到，只有某一個領域我們有了創造能力，我們才能夠在這個領域買到更先進的技術，才能夠買到更高端的這樣一些技術。所以現在我們這個方面的目標，我覺得不要放在什么時候獲得諾貝爾獎這個方面，我們現在要著眼于國家的需要、企業的需要、民眾的需要和發展的需要，要瞄準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方向，來提高我們的創造力。

第二是能源革命。化學能源在今后一段時期還會是最好、最廉價的能源。我們知道化學能源也已經經過了三代，從木材、煤炭到石油，當然還會有可燃冰或者其他的一些油砂等等，但是總的來說，顯而易見，化石燃料已經到了它的末級，所以我們應該在戰略上大力發展新技術，但是從戰術上我們還是應該因時治理，根據當前我們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技術成熟的程度。很多新能源雖然已經有了，但是代價非常昂貴，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發展規律，有計劃、有序的來推進新能源的應用。

第三是增長模式的革命。增長模式我覺得包含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就是以產業結構和應用技術方面的改革來改變增長方式，來實現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經濟。第二層是體制、機制的革命，我們通過體制機制不斷的完善，來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這方面我覺得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認真討論。比如最近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媒體上就在討論所謂國進民退的說法，我是很不贊成這樣的說法，我覺得現在在我們的發展過程當中，不要概念式的這樣一種提法，實際上我們經濟怎么樣發展，要看什么樣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怎么樣有利于大家的共同富裕。所以這個方面我覺得這些問題有很多需要我們很深入的討論，我們應該從增長的目的、增長的途徑、增長的方式以及增長的目標評估等等這些方面來進一步探討。

第四是生命科學的革命。這當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方面，除了它會創造一個新的產業之外，對于人類本身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這個是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一個長期的趨勢，大約在100多年的時間當中，人類的平均期望壽命延長了20歲，在20世紀初的時候，有一些學者還把老年定義為50歲，但是到了20世紀中的時候就改為了60歲，現在很多國家已經是65歲，甚至更晚一些退休來作為一個標準。

曾經一段時間當中有一些人討論，甚至在報紙上宣傳所謂“人口紅利”這樣一個觀點，我不贊成這樣一種宣傳方式，當時勞動力便宜這個確實是我們發展經濟的一個有利條件，但是人口紅利這種情況把我們發展的原因歸結為勞動力的廉價和所謂人口窗口。所以在生育率降低以后，就要提倡多生一些孩子，這個實際上就把勞動力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顛倒了。中國實際上過去長期以來勞動力非常富裕，也沒有發展起來，現在國外有很多勞動力很便宜的國家也沒有發展起來，所以發展的根據，還是在于我們正確的政策，以及我們在各個方面創造的發展條件。美國在50年代出口商品大量的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實際上并不是勞動富余的，所以最后由于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比國外要高四倍，因此這個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也可以取得優勢。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應該要有一些正確的分析，以便我們提出科學的對策。

今天是專家學者云集，政府、企業和學術機構三結合，我們共同來總結應對金融危機當中的經驗和教訓，研討后危機時期的發展大計，我覺得這十分及時，我很期待在這次討論當中能夠產生很多智慧的火花，為我們下一步的發展提出有益的建議。衷心祝愿本次新年論壇圓滿成功，祝大家身體健康，謝謝大家！

歐陽夏丹：非常感謝剛副委員長的致辭，他給出了很多的建議，而且在他的發言當中有多次的提到了一個詞，就是“關鍵時刻”，的確這一年對于我們的國家和企業來講都是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關口，我們怎么樣既能夠抵御住金融浪潮的席卷，又同時帶來了更大的空間。在這樣的時機下我們召開這個論壇顯得非常有意義，真心希望聽到各方的真知灼見。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有請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先生致詞，掌聲歡迎！

李金華：各位嘉賓，老師們，同學們，大家上午好！

能夠應邀參加第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十分高興，一個是今天的主題很具有挑戰性，而且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二是今天有這么多的專家、學者將要發表精彩的演講，我和大家一樣一定會受益匪淺，祝賀論壇取得圓滿成功！

去年一年是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奮發努力，我們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果，取得了突破金融危機影響的初步勝利，但是我們也看到，今年甚至在今后的若干年，我們仍然面臨著多方面、多層次的矛盾和困難，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依然存在。最近中央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分析了形勢，明確了任務，我個人認為對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建設非常關注的有以下幾個問題，在這里提出來，向我們專家和學者進行請教。

第一我比較關注如何進一步扶持、引導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問題，給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長環境。我不贊成把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對立起來，我贊成剛才蔣委員長講的，不提倡誰進誰退，我覺得都應該進，不存在誰進了誰就必須退的這個問題，而是應該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要發展，最后形成一種真正的緩和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建設現代新的城鎮、人口的城市化、增加就業等等，這些都離不開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這次金融危機能夠順利的通過，能夠順利的渡過，與我們一些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如何為它們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推動中小企業的發展，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如何認真落實以創業帶動就業這個方針？

第三如何深化政治經濟領域的改革？這個問題是一個老課題，但是也是一個新課題。我覺得我們這次戰勝金融危機的影響，與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是分不開的。大家可能記得，在90年代中期，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對金融體制改革下了很大的決心，發了文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當時核心就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因為有了那次改革，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金融系統整個的影響不是很大的，所以我們還得益于當時的改革。但是下一個30年我們如何改革？改革的路子如何走？我覺得中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依然離不開深化改革。比如說像財稅體制改革，90年代中的財稅體制改革是成功的，到現在我覺得是需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時候。再比如說國有企業壟斷行業改革，這個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認為國有企業要發展，而且要有很大的發展，但是國有企業的發展最終除了極個別的行業以外，要向混合經濟體制發展，而不是那種高度的壟斷，我認為這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第四如何有效的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這是很大的問題，在這方面我也沒有更多比較成熟的看法。要看到，在金融危機當中我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但是它可能還會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應，有些可能現在已經看到了，有些也許在今后若干年才能陸續的顯現出來，我們要有一種憂患意識。我記得過去毛主席和周總理經常講的一句話，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我們在困難的時候要有信心，要對我們的前途充滿信心。

當我們在取得勝利的時候，一定要有一種憂患意識，要看到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要千方百計的把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應控制在最小的程度。我愿意借這個論壇和以后的各種機會向我們的專家學者們請教，謝謝大家！

曲向東：非常感謝李金華副主席，而且我也非常感動，剛才在李金華副主席的致辭當中，多次用到了一個詞是“請教”，我想這不光是對北大的尊重，對學術的尊重，也是對科學的尊重，非常感謝李金華副主席

我們接下來有請北京大學副書記楊河先生致詞，掌聲歡迎！

楊河：尊敬的蔣正華副委員長，李金華副主席，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大家上午好！

新年伊始，瑞雪初降。天氣雖然寒冷，這么多領導、嘉賓和朋友們一起共同探討金融危機后的中國經濟走向，令我非常感動。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北京大學對今天蒞臨第十一屆光華新年論壇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和各位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和最熱烈的歡迎！

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創辦于1998年，今年已經是第十一屆了，一年一度的北大光華論壇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經過11年的發展和創新，目前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管理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論壇之一。每屆光華論壇都面向社會經濟發展的復雜態勢，認真嚴格的經過討論選出一個最直接關系到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熱點問題作為主題，邀請杰出的學者、企業界人士與政府官員共同討論、各抒己見、共享思想成果。例如2008年第十屆論壇以中國改革30年評價與展望為主題，2007年論壇以奧運品牌之度為主題等等。這些論壇由于緊扣時代脈搏，具有較強的前瞻性，舉辦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本次光華新年論壇將對這場危機對我國的各種影響，中國企業的發展前景以及社會經濟走向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剛才蔣正華副委員長、李金華副主席已經發表了精彩的演講，使我們受益匪淺，今天上午國資委李榮融主任，國家統計局馬建堂局長，國家發改委解振華主任，重慶市黃奇帆代市長以及東道主，我們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厲以寧教授和張維迎教授都將分別發表演講，下午的分論壇也將從全球化的中國銀行業，新能源與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創業創新持續發展和中國汽車業發展展望四個方面繼續展開討論，這些演講和討論將會給我們帶來新的思路、新的智慧和新的啟發。

在面對金融危機的過程當中，各國的方略都有所不同，危機是一個困境，也是一個轉折點，危機意味著新的機遇到來。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0年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做好2010年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作為取得國際金融危機的全面勝利，為取十二五”規劃啟動實施奠定良好的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本次光華新年論壇的舉辦，可以使我們把握住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在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思考中，為迎接新的機遇和挑戰準備條件。為此，我再次預祝本屆光華新年論壇取得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歐陽夏丹：非常感謝楊河副書記的致辭，在他剛才的致辭當中也是大致的給大家介紹了一下今天論壇的流程和內容，也是一次新的智慧，新的啟示，相信今天大家可能會有更多的收獲。

接下來的時間，我想更多的要留給我們今天上午即將要做主題演講的各位嘉賓，他們將就如何把握金融危機之后的一些新的機遇，如何在新的世界經濟格局當中找到立足點，實現自身可持續的發展，以及如何去防范下一次危機的發生等等熱點問題給出自己的建議，展開充分的討論。既然說到是討論，也需要我們在場下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和各位朋友積極的參與。所以每位演講嘉賓發言之后，大家都可以針對演講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相信在今天這樣一個平等、自由和開放的環節當中大家可以充分的展開交流。

首先我們有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教授為大家做主題演講，演講的題目是《國際金融危機過后的商業機會》

厲以寧：大家好！今天我準備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只有調結構，才能持續有商業機會。2009年中國的經濟首先是復蘇了，在全世界是少有的，但是我們要趁其他國家正在復蘇或者還沒有完全復蘇的時候要抓緊時間調整結構。危機以后的商業機會在哪里？就在于是不是能夠真正調了結構，調了結構就有更多的商業機會。我們千萬不要因為經濟率先復蘇了，再走從前的老路，我們不要以為投資帶動了經濟增長，國際市場可能有所好轉，于是就盲目樂觀。如果不調結構，走老路，又會陷入到一個怪圈中，這個怪圈是什么呢？就是高增長、高增長、通脹、高污染、高產能過剩，然后就是緊縮，然后就是再次投資再起來。這個怪圈當中，我們不調結構就擺脫不了這個怪圈。

我們應該把眼光看得更遠一點，要有持久的商業機會，就一定要把調結構放在首位，這樣對國外來講才有持久的商品競爭力，對國內來講我們一定要注意調結構，調結構才能夠使我們和諧、清潔的發展。如果是帶來了更多的污染、資源枯竭了我們怎么持久？在調結構當中，除了產品結構以外，還包括收入分配的結構，要擴大內需，這才有持久的商業機會，如果不調整收入分配的結構，不能讓工資收入所占的比重在收入總分配中占的比例增大的話，那么我們就不可能持久的擴大內需。

第二個問題，商業機會的出現和能否抓住商業機會同宏觀經濟政策有直接的關系。我們現在實行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政策，我們才能夠在2009年從低谷逐步上來，甚至達到了8%以上的增長速度。是不是現在就應該推出呢？是不是宏觀政策要轉變呢？我認為現在還談不到這個問題，至少暫時還不能動。為什么不能動？因為我們復蘇的基礎還不牢固。假定現在就變了，我們的商業機會實際上也就喪失了。

通貨膨脹是要預防的，但是通貨膨脹有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通貨膨脹是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就是投資需求過大，引起了各種物品價格的上漲，因為它和信貸的膨脹是結合在一起的，在這種通貨膨脹的形勢之下，如果采取緊縮的政策，那么對于壓制通貨膨脹可能是有一定的效果。第二種類型的通貨膨脹，就是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原因是在于工資成本還有其他的原材料成本上漲了，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供給不足造成的，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單純的采取需求的緊縮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的，因為只能是供給更困難，需求也下來了，供給也下來了，這樣的話就可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第三種就是國際輸入型的通貨膨脹，由于國外的原因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比如說石油價格如果上漲了，中國是一個需要石油進口的國家，這種引起的物價上漲就是屬于輸入型的，國際糧價上漲了，雖然我們需要進口一點糧食，量不多，但是會引起一般的人都買，因為經濟學跟自然科學是不一樣的，在自然科學當中，天氣預報講明天要下雪，大家都希望明天不要下雪，但是再多的人希望不要下雪，該下雪的還是要下雪，但是經濟就不是這種情況了。如果大家都說糧價要上漲了，國際的糧價要上漲了，國內的糧價可能要上漲，盡管進口的糧食很少，但是你每人都買一袋米，馬上糧價就上去了，這種情況跟股市是一樣的，大家都說股市要跌，大家都拋了，股市就真的跌了。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注意到，國外在石油方面，在糧價方面，當然還有鐵礦石等等都會有影響，這種影響是輸入型的，輸入型的通貨膨脹靠緊縮政策沒有用。

以上三種通貨膨脹，當前我們要解決的還是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我們要注意，不要再出現盲目投資，不要再出現產能過剩，不要出現信貸無限制的通脹，這都是屬于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政策目前還不用變，通貨膨脹當然我們需要警惕，要防止，但是真正要警惕的還不是單純的通貨膨脹，我們最擔心的是滯脹，通貨膨脹跟失業是并存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根據中國的特點，中國滯脹不是像國外所說的增長率降為零以下，或者增長率降到一左右，不是這種情況，中國滯脹可能是保持中速增長，而不是高速增長。比如說增長率到了6%多，在國外這是非常好的機會，但是對于中國來說就是滯脹的開始，所以假定我們滯脹率低到6%了，而物價還在上漲，這就是滯脹。這種情況下該怎么辦？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搞成緊縮的貨幣政策，那只有使得問題更復雜，更難解決，因為失業是一個大的問題，失業這個問題就非常明顯的放到了我們的面前。

我們千萬不要小看失業的壓力，我前年冬天在歐洲，當時是國際金融危機剛發生，西歐的經濟學家就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在我們西歐國家年增長率能保持在2%到3%我們就很高興了，國內沒有失業的問題，你們中國為什么當年11月增長率掉到了6%多，你們國內就這么慌了？我說你們的情況跟我們不一樣，你們的工業化200多年前就開始了，你們農村的勞動力都釋放完了。你們現在每年人口增長率又低，他們達到就業的標準就把空位填補上了，所以你們有2%或3%的增長率是很不錯的，你們可以把外來移民的就業安排了部分，另外你們西歐國家是全國統一的，城鄉都一樣的，他們現在都是小農場主，住在農村，一切跟城里的待遇是一樣的，他們有房子，自己有地，他們要還要跑到城里來打工嗎？他是那么曾祖父做的事情，所以說不會產生這種問題。但是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是一個二元結構的國家，農村勞動力不斷的往城市里面走，他們不僅為了收入，而且是為了能夠跟城市的市民取得一樣的待遇。現在是新生代的農民工，新生代的農民工跟過去最不一樣了，80年代、90年代初出來的那一批農民工是老農民工，他們的根和心都在農村，他在農村是老姜，他出來打工的目的就是賺幾個錢回家討老婆生孩子去。現在就不同了，新生代的農民工都是85年以后的，都是90年以后出生的，他們出來就不再回農村了，他的心不在那里，就在城市里面，這個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到那個城市去，而且不斷的在往外流。不保持比較早的增長率怎么行呢？太高了不行，但是8%到9%之間還是可以承受的，所以這個問題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當我們經濟達到6%以下的時候，滯脹就更不行了，因為我們有這么多的待就業的人。

那我們應該怎么辦呢？怎么防止滯脹？所以即使將來通貨膨脹了，但是不要使失業和通貨膨脹并發，那樣會更嚴重。所以政策需要調整，調整到什么情況？主要是結構性的調整，因為貨幣政策最大的問題在于是總量調控，準備金率提高和下降是總量調控，利率升和降是總量調控，總量調控所根據的是貨幣流量分析，貨幣流量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它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貨幣流量分析往往不能解決具體的問題。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知道了，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就講流動性過大了，沒有想到一下子流動性過大就變成了流動性不足了，原因在于總量的分析不解決問題。

去年我們到廣東調查，專門對小企業做調查，他們在銀行借不到錢，那么他們怎么維持呢？就靠高利貸，高利貸政府不管，他說是你們招募方自愿的，一個愿意貸，一個愿意借，他們借了高利貸了，家里人還安全嗎？老婆孩子還在嗎？人在，沒有綁你家里的人質，你的手指頭都齊嗎？也是齊的，沒有剁手指，那我就不好管了，這種情況，這是我親自在會上聽到的。就是總量調整，銀行信貸緊縮，中小企業就更困難，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要防止滯脹，對待通貨膨脹的政策需要采取警惕，需要采取預防政策，但是總量調控應當把它變成結構性的調控。

第三個問題，今天來了很多企業家，金融危機對企業家的啟示，對中國企業家的啟示是什么？我們從金融危機當中要尋找商業機會，特別是金融危機過后我們要尋找商業機會要注意什么？這次得到來一個重要的體會，自主創新是真正的企業振興之路。我們的企業只要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有自己過硬的技術，拿出去不管國際上怎么樣，我們始終是能夠在國際上占有自己應有的份額的。很多企業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擴大了銷售，靠的就是自主創新。

第一個對于企業家的啟示，有了自主創新就能夠掌握本行業的主導權。一個行業內有很多企業，這個行業的主導權在哪里？現在就表現出來了，不在于規模，過去長期以來行業的主導權是哪個企業規模大就在哪個企業手上，最近的例子發現不在于規模，規模是可以變的，由小也可以變大的，主要在于是不是有本行業的核心技術，有了本行業的核心技術就有了本行業的主導權了，這是大家得出的一個經驗，也是給企業家的第一個啟示。

第二個啟示是什么？就是不要認為低碳經濟是對企業的限制和束縛，當然會有所限制，應該看到在低碳經濟的過程當中，實際上蘊藏著無數的商機在里面。因為低碳經濟里面有很多的問題，環保產業將來有廣闊的前景，比如清潔能源、新能源的使用也有廣闊的市場。另外重要的要掌握低碳技術中的核心部分，假定我們中國的企業在低碳經濟的核心部分中能夠有自己獨特的地方，掌握了這個那我們應該說這個前景是廣闊的，資源回收技術，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有突破的話，我們同樣能夠起到開闊市場的作用。

第三點啟示是，要懂得人才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企業核心的競爭力。你掌握了人才，有大量的人才自己能掌握了，你將來就可以研發，就可以有新產品，有知識產權。包括理財，包括開拓金融市場，包括資本運作，都跟這個有關系。所以既包括技術人才，包括管理人才，也包括金融人才。企業一定要在這方面多加努力，因為在今后一個截斷眾，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點啟示，要有大智慧。我曾經在廣東省跟企業家們座談的時候講過，小富靠勤奮，中富靠機遇，大富靠智慧，一定要有智慧。有了大智慧就有了大手筆，就長遠，就高瞻遠矚，這樣就行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道理認清楚。

商業機會何在呢？商業機會就在于我們有大智慧，這是最根本的一點。

歐陽夏丹：非常感謝，下面是我們的提問時間。

問：謝謝，我是上海東方早報的記者，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目前農村來的學生在重點大學，特別是北大、清華、人大的比例越來越少，這以后中國的發展是不是有什么影響？您剛才分析了三種通貨膨脹的類型，您怎么看資產價值通貨膨脹呢？過去一年我們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和土地出讓金的價格都是創了歷史的新高，請您點評一下，謝謝，

厲以寧：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據我的了解，北京大學招的學生是根據一點的分數線去錄取的，這種情況下，的確城市中的比較多是重點中學上學的，當然也有農村來的，實際上農村來的這些學生不在重點中學上學，他家里面在農村，要花費更大的努力，這就是現實。我們首先要能夠保證，只要你考上北大，你不要擔心學費，因為有各種方式，有獎學金，有助學金，有勤工儉學，還有貸款等等，有各種方式來幫助你畢業。至于說怎么樣使得農村的學生更多的走入高校？最近我了解到，很多的在縣城辦高中，鄉鎮辦義務教育，村里面辦幼兒園，就是大部分采取住校的方式，這樣使教育的資源均衡一些，把好教員不要完全集中在某一個學校，讓他們逐步分散開，這就是我們的一些設想，可能可以將來使我們的招生城鄉都一樣。

至于第二個問題，資產的炒作實際上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投資前景還不明朗，在這種情況下認為進股市、進樓市也許可以說是保值的辦法，而且也可以從中取得盈利，這種樓肯定會在市面上炒作的，所以我對這個問題是曾經建議過采取三個辦法。第一個辦法大量的蓋社會保障住房，包括能讓中低收入家庭買的起的，還包括出租的廉租房，這樣就能夠解決很多人購房的需求了，減少了對樓市的需求。第二個辦法通過拍賣，買了地以后必須規定時間之內開發，必須動工，而且必須要在多少天以后建成，建成就要賣，這樣他真正要建房的話就要考慮了，一招標中標得到地以后就馬上要蓋，不蓋就要罰，再不賣就收回了，要有這種嚴格的措施，不能出現囤地、囤樓這種現象。第三個辦法，假定你賣了以后又想倒賣土地，如果土地賣了以后，要交重稅，土地拍賣以后轉讓稅使得你賣了以后劃不來，這是我的設想，供大家參考。

歐陽夏丹：謝謝厲教授，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們現場的提問就暫時告一段落，再次為厲教授精彩的演講和為我們帶來的啟示致以熱烈的掌聲，也祝愿在新的一年，厲教授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接下來我們掌聲有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先生就《提高核心競爭力，迎接更高層次、更高水平、更加激烈的競爭》發表主題演講，掌聲歡迎！

李榮融：各位來賓，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很高興張維迎院長邀請我到這兒來，能夠有機會跟大家交流和探討。

今天的題目是金融危機后的中國經濟。院長給我的定位也很明確，因為我是一個“特色機構”的領導，所以我想還是定位到這個上面比較恰當，我也是想講三點。

第一個就是說說美國這次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應該說對于我們中國的經濟影響也是很大，中央企業到底做得怎么樣？我們說有三句話，經歷的過程不平凡，所做的工作不簡單，取得的成績也不容易。當然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不是一年，是多年的積累，使這場惡戰當中見效了。因為我們心里很明白，大企業的責任非同一般，按照我的觀點，美國這次的問題主要出在大企業，大企業出的毛病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經過，甚至于影響世界經濟。所以大企業的作用正面是大的，負面也是大的。因為一個大企業背后有一大群的中小企業支撐著，形成了一個比較好的競爭的結構，大企業離開了中小企業也很難生存。返過來，中小企業沒有一個優強的大企業為龍頭，它的生存總是飄拂不定的。

所以通過這個回合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所做的事經得起這次惡戰的考驗，我們發生危機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進入市場，我個人認為，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沒有比號準市場的脈搏更重要的辦法。所以我要求我們央企的負責人親自帶隊下市場，因為市場不明，在這種波動性的時候更需要你清晰的判斷。如果是上升型的，我認為比較好做，如果是明確往下走的也好做，但是這么大波動的時候，領導不親自下市場不行，效果也見到了。要說中石化大家知道，它供應的原來都是大戶，但是這次金融危機，他們通過調查市場以后沒有放棄高端的小戶，許多原料我們是進口的，進口的這部分價位是高的，量是少的，原來我們做得很少。所以這次他們親自做了調研，得出了結論，首先把這塊市場搶回來，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還有一個案例就是我們神華集團，神華集團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煤炭企業，他們200萬噸煤的死亡率已經低于0.06%，他們也是供大戶，但是危機中的調查，他們改變了方向，下戶的市場也要，用這個來調整自己公司的管理機會，來滿足這樣的市場。所以有丟掉的，也抓回來的，這來自于市場。對于市場沒有準確的判斷，難以有決策的正確。

第二個就是加強了現金流的管理。我認為在前景不明的時候，沒有比捂緊錢袋子更重要。所以在2007年底，我們央企負責人會議上我就提出來要捂緊錢袋子。到08年4月份我們召開視頻會議的時候，我就說我們要儲備兩年的錢，即使不開工我也要發出工資，因為誰能熬到最后，他一定是勝利者。我們有教訓，剛才厲以寧教授講了資金的結構，一個簡單的道路，如果銀行自己感覺要死了，他首先要讓你死然后他才死。因為我們有一個企業，運行得應該說還可以，不是說太差，但是負債率比較高，那個時候他是87%，一有風吹草低，銀行一聽說這個企業有點問題，就把他的資金縮了，這家銀行縮貸款，說我也不能僅僅讓你縮，到最后我就拿不到了，到最后大家一下子把這個企業縮死了，所以最大的變化，就是你的現金流一定不能斷，一斷的話就必死無疑。所以雷曼兄弟公司他們在國會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么我是唯一不被拯救的？有人救他們一把的話他們不至于死，因為從企業的眼光來看的話，為什么要走到這一步呢？你要叫人救就是看人臉，人家愿意救就救，不愿意救你就不救。但是作為企業自身，特別是我們大企業，你千萬不要走到那一步，因為你背后絕不是你這一個企業的規模。就說我們東方汽車，它在湖北地區的中小企業164家，我們一個中國鐵路工程公司職工20多萬人，但是它用的農民工有180萬人，所以他們一垮臺，有180萬人下崗。所以在我們前景不太明朗的時候，我說沒有比捂緊錢袋子更為緊迫的。

在這種大變革的面前，大變動的變化，是我們基本功的大檢閱。平時企業的基礎，在這個時候就要發揮作用了。我們首先做的就是強化風險管理，這是我們的教訓，不是說我們一直做得很好，我們做錯的事不少，我上來以后第一件事大家很有印象，我們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我處理了五年，但是處理的手法是用市場化的辦法，現在應該說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但是當時要處理談何容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規模在我們央企來說太小了，但是它的影響是太大了。因為它是一個上市公司，實際的股民不僅在新加坡，更多的在美國和加拿大，光去做股民的工作就花了不少的時間，所以對于我們來說，必須把風險的管理放在前面。所以我們2006年6月就啟動了風險全面管理的指引，要求中央企業建立全面風險管理的體系。所以在這次危機當中顯現出來了，沒有發生美國這些大企業出現的大毛病，至今沒有一個企業倒閉。所以在我們管理當中，基本功不能偷懶，偷懶了一定會被懲罰。

第二就是講成本，說實在的，在市場上的競爭，背后就是成本。別看我這個老總坐在前臺談判，談判的背后全靠你們，你們的成本降得下來我就談得贏，你要降不下來，我很難贏。所以從國資委成立之日起，我們對企業的經營業績考核有四項指標，其中一項就是成本。所以在這次危機當中，應該說也顯現了出來。當然我們還做得不夠，因為我們降的余地還不小，可以說我們要像王永慶先生那樣，他沒有太多的道理，就是每年給我多加20%。所以同樣我們石化企業，所以我要請我們的中石化，盡管它在世界五百強排名是第九位，是中國企業最好的一位，但是一對比差距太大了。他們的人說我們周圍都是黃金，王永慶先生做批示，16開的紙它一分為四，然后在四分之一上做批示，企業必須這樣，你才有贏的希望。

第三就是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要提高國有資產配置效率必須重組，必須調整。原來批評比較多的是國有資本的效率太低，就是到了國資委，一個輕工的企業虧損了，工資都發不出來，另外一家我們建材，有市場但是沒有制造的能力。就是這么調整重組，還有不少老同志寫信來跟我說不能調，你說國有資本效率會提高嗎？這不可能，所以必須加以調整和重組。

第四方面就是加強研發，窮的時候說實話，你說加強研發，首要的是要解決市場，要賺錢。但是我們現在這些不是小企業，大企業是一艘航空母艦，不能沉，沉下去是起不來的，

所以在這場危機當中，應該說我們經受住了考驗，分管我們的副總理在上說，中央企業的生產經營形勢好轉，為我國實現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為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我可以這樣說，我們中國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我們中央企業，我們沒有太多的宣傳，因為這是我們大企業應該承擔的責任。你要回顧的話，從雨雪冰凍災害開始，爬在電線桿上敲冰的是我們中央企業，我們南方電網組成了264支突擊隊，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組成。因為電線桿的塔放的位置往往是人到不了了的地方，平時感覺不到，到了雨雪冰凍災害的時候就不簡單了，沒有這樣的精神不會這么迅速，一個月之內全線恢復。所以我跟美國的一些領導交流意見的時候我也說，你們美國人做不到，美國總統能動用的就是軍隊，中國除了軍隊以外還有我們中央企業。在地震災害當中，第一各多大的救災隊伍是我們中央企業，我說軍隊要有命令，但是中央企業的地震就是命令，映秀鎮發出的第一個電話是我們青年人組成的突擊隊連夜爬上山去，第一批救災的飛機是我們，我們的人一樣損失慘重，光電網損失就將近百億，我們三家電訊的損失也不小，但是救災是我們的責任。把老百姓能夠平穩的安定下來，我認為就是一個貢獻。

所以我們央企可以說在這些上面都是默默無聞的，到奧運會辦完了，我給中央一個報告，我跟美國一位大企業的領導也這樣說，他說你們奧運會很好，我說你知道奧運會背后的故事嗎？他說你說說看，我說你看，要保證用電，你不能說停一秒鐘，一秒鐘不等人，我們的電是從內蒙送到北京的，十個電線桿，六個人，不是沒有人破壞，是有人破壞的，需要確保萬無一失，有將近兩萬多人參與，美國做得到嗎？歐洲也沒有做到，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看足球，08年歐洲杯最后決賽的轉播還斷了兩次。鳥巢同時云集了幾十萬人，我們的3G手機剛剛開始運行，當時我們的接通率是99.67%，世界上所有的大運營商全來了，不得不承認我們是一流的。大家看放的焰火，先是看到腳印，后是看到奧運的五環，放禮花好放，放上去風一吹東邊是花，西邊也是花，但是要把腳印打出來，要把五環打出來，那是需要有水平的，因為五環不是一個平面，是一個斜面，如果平面的話看出來是橢圓形的，需要有一個斜面放出來才是圓形，五環打出來的高度是不一樣的，禮花的炮車是我們兵器工業做的大炮，一輛禮花車32根炮管，每根炮管的誤差不大于0.1度，這就是水平，這些都顯示了我們的綜合國力。整個安保系統是航天科工，整個票務系統也是，基本上沒有誤差，特別是開幕式和閉幕式，包括這次歐洲杯在烏克蘭，他希望我們去，因為安保系統不好做，60周年的閱兵，所有的裝備全部都是中國制造，圖像、聲音傳遞也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我想講講今天的話題和我的觀點。就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我也是從企業的角度來看的，就是我今天的講話標題，要提高核心競爭力。我對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判斷，我們企業的競爭是在更高層次上、更高水平上更加激烈的競爭。因為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往往都是都會帶來最大的調整，國家之間的定位也會因此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他們在管理上不輸我們，技術上比我們強，如果把它的弱點削弱了，它的競爭力比我們強，我十分佩服豐田這個企業，08年它也遇到了應該說最光榮的一年，因為它也不錯，產量是世界第一。但是它也很恥辱，在這個企業70多年的歷史上第一次虧損。但是給了它機遇，它現在下決心改革它的管理架構，原因是效率還不夠高，對市場的反應不夠靈敏，我看報道的時候我說肯定要出問題，在美國汽車市場上的銷售，福特跟通用一個月銷一半扣一半，放一半，豐田是銷70%，留下30%，一個月可以，連續6個月就不行了。

潛力最大的一個市場是在中國，大家都看到了，未來市場在哪兒？就是在中國。我們好幾個企業已經碰到了，我們在招標競爭當中輸了，我們想像不出他們會出這樣低的價格，那么都是很大的跨國公司，所以我說要趕緊轉變觀念，因為未來最大潛力的市場在中國，所以他們要進中國市場，可以虧損做，但是首先要進入市場。我們一個企業兩個訂單都虧了，因為我們自認為我們的價格有競爭力，沒有想到他們出這么低的價來中標，現在不是一個企業，有相當一批企業都碰到這些問題。所以說未來的競爭一定是更高層次的，更高水平的，更有戰略性的。原來叫潛市場，現在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下是擠市場，要把你擠走，這不容易。但是應該說，這次在調整上我們做的是滯后的，改革的力度跟他們相比是不夠的，客觀地說，我們中央企業的用工至少比他們要多一倍，有的企業甚至于多兩倍，但是我們不能裁員，去年這么困難，我們說不下崗，可以減薪，但是實際上也沒有減薪，我們都走過來了。但是面對未來的競爭，咱們必須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因為人家已經在更高的層次上準備著。

第三個我們下面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提高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公司治理一定要突破，我們國有企業原來搞不好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死了，不是企業不行，什么事都表報批，我是從無錫出來的，那時候鄉鎮企業圍著我，我們搞個可研報告要8年，一個技改項目至少3年，今天要做的事到三年以后或者八年以后才行這種情況太少了，鄉鎮企業千方百計把可研報告拿到，上面的廠名換成它的馬上就生，等到咱們批回來他們已經進市場了，所以必輸無疑。

我們的組織機構要大膽。豐田的教訓，豐田的現場管理絕對是一流的，我們要學到他，我認為我們的企業至少需要五年，長一點可能需要十年，所以世界上買汽車，日本的車返修率是最低的，這是連續很多年的情況，所以這個架構不改善難以適應未來競爭的要求。特別是現在信息技術突飛猛進，原來我們講的管理跨度層次多，層次多效率低，傳統就慢。所以要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的成果，來加大組織架構的改革，提高我們的效率。

技術創新要有新的突破。我很贊同厲以寧教授所講的，這是行業的制高點，誰拿到了制高點他就是賺了第一把錢，新產品、新價格、新利潤，到二手之后就是二手的利潤和二手的市場。我們的集團現在到了這樣的規模，必須占據制高點，否則這么一大群人，這么一大群企業跟著你風險太大，當然這方面我們也有比較好的進展，現在有些在行業里面不少都是我們處于領先的位置，但是儲備還不夠，儲備的比較好的15年不夠，需要30年到50年時間。

要有一支素質良好的職工隊伍。現在我們的企業家可以說到國際論壇上去演講不會輸給他們，這幾年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說結合實際講，也許我們的企業家講得比他們還好，就是說企業家在我們市場的競爭中，在跟國際的交流重油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實事求是說，我們職工隊伍素質的提高遠沒有那么快，如果現在老是說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我就說中國制造要制造好也不容易，工藝品最好每件都不一樣，但是作為消費品，工業的產品，一千件，一萬件，一百萬件都要做到一個樣。我們的人太聰明了，你規定的工藝說這樣做，他說我做得比這個還行，所以出來的東西一致性遠遠不夠，所以只能是二流的。你如果看了日本的豐田車，你不買也得買，就是他們一個普通的工人，也會把消費者當成是上帝，我們只是掛在嘴上了。包括德國車，比如做的是奧迪了，我說你這個車是為德國人設計的，不是為中國人設計的，坐墊很硬。你說供領導專用的車，領導的座位坐在哪里？是坐在后面，你所有的設計都是在前面的，這個是家庭用車，我開車，夫人坐在旁邊。我要聽廣播了，請司機幫我開一下，空調大了請你關一下，設計思想就沒有把我當成上帝。

我到豐田去看，看到他們裝配線上的工人，我不得不佩服，戴金屬眼睛不行，女同志有耳環、項鏈全拿掉，男同志的皮帶口子是金屬的也不行，為什么？現在說汽車的發動機發不動的情況那沒有，現在賣汽車要說有缺陷很多都是劃痕，看不見，叫內行的人看不出，外行的人不一定看不出，他們就做到了，我對每一個消費者都必須負責，所以他們都拿掉了，這個不是工藝上規定的，是他們自己拿掉的。有一個人拿了一張紙放到他的車上寫了一個3，我一看這不是我們搞工藝的人給的，我說你這個是什么意思？他說我已經連續3天沒有出現我裝配的車有劃痕了。所以我們一汽豐田在天津的廠，他有的廣告給你展示的，他就戴著白手套戴著找反光，有沒有劃痕，我說你們要始終如一的這么做就對了，你不應該欺負外行人。因為現在買車的人越來越是外行，不是專職司機，即使他不懂，你也要真心的對待他，他們是你心中的上帝。

所以這樣一支隊伍我們差五代，所以國資委成立以后，這個工作沒有松，我們每年都有這種技能檢測，班組長培訓已經開始了第二輪了，我的觀念就是沒有一流的職工隊伍不可能成為一流的企業。

我的演講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曲向東：非常感謝李榮融主任，大家可以現場提問。

問：李主任您好，我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MBA的學生，國資委肩負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的重任，在國企長期激勵方面有沒有新的政策？另外在國企高層的徇私舞弊問題上有沒有一些新的防范措施？謝謝。

李榮融：我本來就想說這個問題。北大的講臺是挖掘智慧潛力的地方，因為我在講，你們在聽，我相信你們是在做深層次的思考，所以提出的問題也是深層次的，我們的討論也肯定是深層次的，但愿我的回答你能滿意。

對于高管這個問題，說實話我這今年的壓力不小，人跑了說我沒辦事，現在薪酬定的我認為不高，平均薪酬就是60萬左右，三分之一是基薪，三分之二是跟業績掛鉤，當然有的基薪比較高，現在年收入最多的就是中國移動王建宙，08年我還沒有兌現，因為審計完再算帳，07年是133萬，業績薪給他的是60%，留下40%，這個可能國際上是我發明的，因為萬一他后面不行，我還能扣他的錢，如果全給完了，我找人找不到了。所以我在好幾個場合跟國際上交流，他們說你這是一個好辦法，三年任期滿然后結帳，該扣的扣，該給的給。下來要給中長期激勵，人一定要有長期行為，所以我們跟企業領導人簽的經營業績責任書，當年簽一份，另外要再簽三年，目的也就是要保持我們的大企業能夠持續穩定的發展。

另外徇私舞弊的問題是一個難點，現在賦予我的權限不夠，在狀態的要留下，不在狀態的走人，現在有些人不在狀態，今天要說這個話，張春江的問題不是今天的，是早就有的，我也不是一次呼吁，國有有沒有這種情況？也有，并不是沒有。但是人家比我們聰明，有跡象就走人，跟足球比賽是一樣的，人在場上已經晃了，你還不把他換下來能進球嗎？我的觀點就是誰能進球誰上場。為什么一個運動員出價可以出到兩千萬甚至八千萬歐元？因為他就值這個錢，他能進球。老板怎么當？伙計給我的錢多我應該多給他幾張，伙計達不到我的指標那就走人。當然現在還做不到，但是我努力要做到，因為搞企業這是基礎。從今年開始，我們管理的規定發了，有任期制了，但是任期也有一個矛盾，你不到任期要換他也比較難，所以現在我用考核的辦法，一年黃牌警告，兩年走人，所以也有風險。但是要解決風險最好的辦法就是給予陽光，企業只有在陽光下才能健康的成長，所以國資委努力的方向就是全透明。

問：您好，我是新浪財經的，李主任去年說過一句話，我們印象都特別深刻，他說國有企業做得好會被人罵，做得不好也會被人罵，今年國有企業做得非常好，但是同樣有批評的聲音，請問李主任在今年這個時候對去年那句話還有什么樣的感想？謝謝您。

李榮融：這個是批評，做得好也批評，做得不好也批評，這個要習慣。因為我們聽到這些聲音不是多了，我認為是少了，我看到網上絕大多數是善意的，因為我們從計劃經濟走過來，聽好話的多，我也問過美國那些大企業的領導，你最怕誰？他說華爾街的評論員，一個星期他就要罵我一次，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些批評的意見恰恰是提醒我必須去思考。我想如果認真的對待這些批評的話，我想我們不至于犯那么多太笨、太低級的錯誤。所以我還是說這句話，我們努力干，同時還要不斷的聽，絕不動搖我們的信心，也絕不動搖我們的目標，謝謝大家！

曲向東：謝謝，非常感謝李榮融主任。接下來有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解振華先生演講，掌聲有請！

解振華：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光華學院的老師和同學們，大家好！

非常榮幸參加著名的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張維迎教授給我的任務是讓我來介紹一下應對氣候變化哥本哈根會議和低碳經濟的發展問題。氣候變化是本世紀全球性的問題，應對氣候變化關系到世界各國的長遠發展，需要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采取公正合理的方式來解決。從1990年聯大設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到199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效，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2007年達成了巴厘路線圖，再到去年的哥本哈根會議，這一過程見證了國際社會加深認知和凝聚共識的歷史進程。在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全面闡述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取得的成就和中國積極的主張，并與有關國家的領導人廣泛接觸，深入溝通，為談判打破僵局和取得進展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這次哥本哈根會議有194個國家的代表團，有119個國家的領導人，有上千個國際機構，也有NGO和企業家的代表。會議中心只能容納1.5萬人，但是整個與會的代表一共是4.6萬人，會議還是空前的熱烈，整個的過程也是跌宕起伏，斗爭還是非常激烈和復雜的。在整個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以積極建設性的姿態，全面深入的參與了所有談判議題的磋商，為最終達成會議的成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最后會議形成了哥本哈根協議。這個協議確定了到2050年將全球溫度升高要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這是一個長期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而且也明確了發達國家近三年每年要提供一百億美金，到2020年每年提供一千億美金，對發展中國家的減緩適應和能力建設給予支持，這是從他們歷史責任的角度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補償。

同時這個協議也堅持了公約和議定書基本的框架，堅持了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應該說整個會議期間大家已經看到了報道，對丹麥的主席到整個談判是不是堅持雙軌制，談判團進行了十天的談判，發展中國家像非洲國家和77國集團退場了兩次，都不參加整個談判了，就是唯一的要求你必須回到談判桌上來談京都議定書和公約，否則的話，不談京都議定書就不跟你談了，整個十天期間，發展中國家退出談判了兩次，最后壓迫發達國家必須回到談判桌上來堅持公約和議定書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要繼續堅持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維護巴厘路線圖雙軌制的談判，同時也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的透明度，這也是這次會上中美之間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按照巴厘行動計劃的要求，發達國家的減排，提供資金和技術要接受國際社會的核查，美國和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按照行動計劃的要求，只接受得到了資金技術支持的那些減緩行動，要接受核查，但是他們額外的要求，自主采取的行動也必須要接受國際核查。當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我們堅決不能接受，所以它退了一步，能不能夠接受同行評議？我們說同行評議也不接受，同行評議也是變相的核查。最后雙方都做了一些妥協，他們把那一千億美金對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你接受不接受我的核查掛在一起，只要中國和幾個主要的發展中國家接受了我們所說的核查或者評議，我的一千億就給一些小島國或者非洲國家，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核查，或者說我提出來的要求，我就不給他們錢，對于發展中國家制造分裂，所以最后我們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特別是小島國和最貧困國家的利益，我們最后雙方做了妥協，收接受他對發展中國家國內減緩行動的磋商和分析，不接受評議、核查和評估，這樣的話也增加了發展中國家減緩行動目的的透明度。

應該說這個協議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會議之前的談判奠定了一個基本的框架，也是奠定了一個基礎，盡管談判的過程緊張激烈，步履維艱。但是在我國和廣泛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推動之下，會議最終還是取得了對發展中國家較為有利的成果，符合我們國家談判的預期。哥本哈根會議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一場爭奪發展權的激烈較量，發達國家強調氣候問題現在氣候問題造成的氣候變化的影響完全是發達國家過去200年工業化過程當中無約束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所以現在他們淡化自己的歷史責任，要求大家都來采取措施，來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他們強調氣候問題，淡化發展問題。他們強調共同的責任，淡化有區別的責任，也就是剛才蔣委員長講的，對中國過去是威脅論，現在提責任論，他現在講要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類，要分成新興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他要求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要和發達國家承擔同樣的責任，大家都來減排，所以他強調共同的責任，淡化有區別的責任，強調減緩氣候變化，淡化適應氣候變化。實際上現在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適應氣候變化是它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像小島國，他說如果你們再不采取措施，再過20年到30年甚至是50年我這個國家就沒了，現在適應問題對發展中國家是至關重要的。

在資金和技術轉讓問題上，他們強調市場的作用，推卸發達國家的政府責任，同時也甚至企圖用單一的文件取代公約和議定書，也就是現在我們媒體一直在講丹麥主席案文的問題，實際上他想用這樣一個單一的文件把京都議定書全部取代了，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發展中國家是不答應的，混淆了共同帶有區別責任的原則。發達國家是利用氣候問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鎖定南北貧富的差距，他特別的目標針對中國、印度、巴西這樣的國家，限制你的發展，他是非常擔心和害怕中國的發展速度。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主張發達國家歷史累積排放大，當前人均排放高，應當對造成氣候變化承擔主要的責任。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巴厘路線圖的授權，加強公約和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的實施，堅持發達國家必須按照公約和議定書的規定，繼續率先大幅度的強化減排，并且是兌現提供資金、轉讓技術的承諾。發展中國家則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在發達國家資金、技術轉讓的支持下，采取符合本國國情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措施。我們就是堅持按照國際法，按照過去談判達成的共識來辦，沒有對他們有更多額外的要求。發達國家追求的目標，是在確保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過程當中來提高適應能力，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談判當中的矛盾焦點實際上最終的解決落腳點是在減排責任的分擔、資金提供和技術轉讓，由誰來減，減多少，怎么減，誰出錢，出多少錢，這個錢怎么使用上，這是談判最本質的內容。這些最終體現出來的是一個發展權的問題，這是整個談判反映出來的問題。

所以由此可見，氣候變化的這場國際斗爭包含了政治、經濟、環境、技術、法律、道義等多方面的角逐，其中最根本的還是一個排放權、資金和技術問題，還是一個經濟發展空間的問題，所以圍繞著發展空間進行了曠日持久談判的同時，實際上各國也都在悄悄的開始了圍繞著低碳經濟發展的競爭也拉開了帷幕。所以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當中，也就意味著鎖定了發展的空間。對于各個國家談判給你規定的排放量，那實際上就是把你的發展空間鎖定了，實際上是一個發展權的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誰掌握了低碳技術，發展了低碳產業，誰就有可能有更大的發展優勢和發展空間。所以有人認為，這是繼冷戰時期太空競賽之后的地球競賽，爭取談判結果之后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2003年，英國率先提出了發展低碳經濟，把低碳經濟作為重大的發展戰略，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歐盟制定了一攬子政策，提出了三個20%的目標。即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要在90年的基礎上減少20%，這20%是不夠的，按照公約的要求，他們應該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到40%，所以他們提出了20%的目標。能效要提高20%，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提高20%，是三個20%，并將低碳經濟作為國際合作的核心要素，極力突出碳交易管理的做法，因為他們有了低碳的技術和也，他們現在就要搞碳交易，占領整個國際上碳交易的市場。大家算了一下，如果確定了減排量之后，全球碳交易的市場要幾十萬億美金，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考慮今后若干年之內碳市場的爭奪。日本提出了低碳社會的概念，倡導在低碳排放和氣候安定的條件下要建設一個富裕、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并實施了一系列相關的政策措施，美國奧巴馬政府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方案，在780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當中，將發展新能源作為擺脫經濟衰退，創造就業機會，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重要戰略產業。奧巴馬提出在未來三年內可再生資源的產量將增加一倍，未來10年投資1500億美元建立清潔能源研發基金，主要是用于太陽能、風能、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潔可再生資源項目的研發和推廣。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韓國等經濟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陸續開展低碳經濟政策的研究，所以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激發了各國發展低碳經濟，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熱情。所以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后經濟危機時代各國謀篇布局的首選，大家都在按照低碳經濟來調整它的結構，轉變它的發展方式。

所以總體上來看，各國普遍認識到，要協調氣候變化和發展問題，只能選擇低碳經濟的發展路徑，也就是溫室氣體排放相對較低的這種發展模式，所以他們提出低碳、零碳的發展模式，實現零碳就是搞碳儲存，所有能產生的二氧化碳全部收集起來，然后儲存到地下做其他的，只有這樣才有發展的空間，大家都在搞低碳、零碳的這種技術或者是發展模式。這些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做法一是在培育市場的環境，二是要有技術支撐，現在大家也看到了，應對氣候變化最后關鍵的問題取決于技術創新，這就需要政府跟企業相結合，兩者結合的基礎就是各個國家要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自己的發展目標，實際上也就是要確定自己的減排方案。只有確定了自己二氧化碳的排放總量，才能夠計算出我達到這個目標需要的成本，有了成本就有了價格，有了價格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來實現這個目標，那就出現了市場化交易。所以現在大家都看到了這么一個趨勢，都在這方面進行謀篇布局，在做準備。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挑戰。一是我國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這就決定了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還將持續、合理的增長，在公約里面已經明確了，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要消除貧困，在整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允許溫室氣體有一段時間的增長，所以應該說我們現在的發展階段還是要有一段時間允許有合理的增長，還將持續一段時間，現在談判的問題是發達國家提出來，你現在提出來的是一個相對減排，我們現在提出來是在2005年的基礎上，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降低40%到45%，員塞要求我們絕對減排，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因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他們接受了。現在可以相對減排，但是能不能夠提出來相對減排的峰值在哪一年？這里面就談到了我們要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個時間在什么時候？可能是今年的談判會涉及到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國家排放峰值在哪一年，實際上也是把國家的排放路徑確定了，對發展空間也是要鎖定的。我們現在相對減排，我覺得還會適當的增長，這是合理的，但是我們什么時候出現峰值還沒有確定。二是我們的能源結構還是以煤為主，煤是排放二氧化碳里面最多的一種能源，所以在我國的能源結構當中，煤炭占60%到70%的比例，用石油天然氣相比，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難度更大，所以這里面就要求調整能源結構。三是低碳經濟的市場環境和技術基礎還尚待完善，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發展低碳經濟面必須要考慮到全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實際上中國就像世界南北的發展差距一樣，在中國也是世界的一個縮影。東西部地區要在發展經濟、降低二氧化碳強度方面有所不同，不能夠搞一刀切，所以這就進一步提高了我們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體系和管理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我們還面臨著來自發達國家的巨大壓力，發達國家憑借其資金、技術優勢及其國內相對發育的低碳市場環境，所以在低碳經濟的國際競爭當中占據一定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為保持其優勢地位，通過設置碳關稅等綠色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這些因素都是我們推動低碳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和不利條件。

最近在哥本哈根會議談判期間，歐洲和美國分別提出來，如果我們提出來要求你們減排的要求你們不答應的話，我們就從單邊采取貿易制裁措施，就是要設立碳關稅，美國要搞邊境調節稅，根據中國或者是發展中國家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在生產過程當中的碳足跡，整個生產過程當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過程來確定收稅的比例。在這一點上，這次哥本哈根會議談判當中，貿易保護主義問題也是談判的一個焦點，可能在今年的談判當中，這個就會提到更重要的議事日程。我們發展低碳經濟還有一個過程，這是對于我們經濟發展帶來的一些壓力。

在看到不利條件的同時，也要看到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和有利的條件。首先發展低碳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長期處于資源環境的內在約束下，高污染、高消耗和低產出的發展模式難以維系，我們必須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低碳經濟是與我們正在實施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走新興工業化道路的必然選擇，走低碳經濟，應對氣候變化，對中國來說，這是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其次當前我們進行的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發展方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這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很好的抓手，為我們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一個新的市場動力。低碳經濟的發展還面臨著較好的機遇，國際上應對氣候變化，控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使低碳產業和產品的市場在逐步的擴大。高耗能、高排放的產品市場的需求也在逐步的萎縮，所以因此也逼著我們必須要走這條路。另外碳稅和碳排放交易現在已經在國際上開始日益盛行，所以這些信號將引導我們國內市場跟相關的產業加速向低碳經濟的轉移。我們國家發展低碳經濟也具備了一定的重要條件，我們國家已經確定了到2020年降低碳排放強度的目標和發展可再生資源的目標，并將應對氣候變化國家的目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十二五”過程當中要把這些目標都納入進去，這就是約束性的指標，也是必須要做的。我們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體制和機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也納入了人大的立法程序。所以繼循環經濟之后，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提上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日程，這為我們發展低碳經濟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重要基礎。

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情況下，發展低碳經濟首先要統一思想，堅定信心，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準確把握時代發展的趨勢，勇于迎接挑戰，善于抓住機遇，立足國情，循序漸進，要以減緩氣候變化，培育新興產業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節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和增加森林碳匯為重點，綜合運用經濟、科技、法律、行政等手段，促進低碳經濟積極有序的開展。其次要堅持統籌兼顧，加強政策引導，要統籌經濟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現實需要和長遠利益，綜合推進低碳經濟與清潔生產、循環經濟、節能減排等工作。要建立健全鼓勵低碳經濟發展的各項配套的政策措施，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更多的要依靠市場的機制和技術進步。突出重點，逐步推進。繼續深入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優化產業結構，降低高耗能產業的比重，繼續加大重點行業和耗能大戶的節能技術改造，加強節能管理。加快發展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能源、工業、建筑、交通體系，加快煤炭清潔生產和利用，優化發展火電，有序發展水電，加快發展石油天然氣，積極推進核電的建設，大力發展風能、推進太陽能光伏發電的商業化進程，因地制宜的開發利用生物質能，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當中的比重，我們現在是占9%，到了2020年要達到15%左右，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推動低碳技術產業化，增強經濟的競爭力。要提高建筑節能標準，發展新興建筑材料，提高建筑質量，延長使用年限，加快供給體制改革，推行區域熱電聯產，加快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發展軌道交通。加快淘汰老舊的運輸設備，逐步實行公路甩掛運輸，提高運輸效率，降低各類運輸工具的能耗，實際上現在我們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已經在實施了。發展低碳產品，創造地方消費，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將會有較大的增加，所以要大力宣傳節能環保的消費理念，引導城鄉居民轉變消費模式，要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品，為公眾提供更多的消費選擇。加強林業建設，增加森林碳匯為擴大森林面積，強化森林經營管理，提高森林質量，這是總書記在聯合國峰會當中已經宣布的中國要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

不久之前，國務院已經公布了我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就是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所占的比重要達到15%左右，并將這些指標作為約束性的指標納入我們國家中長期的規劃。在整個規劃的實施過程當中，要把這些指標分解到各個地區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實行嚴格的統計、監測、考核制度和目標責任制。現在我們國內在“十一五”期間對單位GDP排放進行每年的考核，現在國際上提出了可報告、可監測、可核查的“三可制度”，現在我們根據談判的結果，在我們國內要借用國際上“三可制的指南，在國內自己進行“三可制度把我們“三可制的結果向國際社會和全社會公布，同時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同時也要和國際社會對這個結果進行磋商和分析。所以我們最近和統計局馬建堂局長在商量，怎么樣來加強我們這種“三可制體系，進行這方面的建設。最近看到一個材料，美國政府已經組織了一批力量，在核查中國2005年到底能源消費是多少，GDP到底是多少，說是以2005年為基礎，那把2005年的情況摸清楚，然后根據2005年的基數對整個減緩結果進行討論，他說跟你們討論，向你們學習，不管是怎么樣一個提法，實際上對我們就是要進行核查。由于我們自身發展的需要，我們自己也應該很好的進行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這是我們自身應該做的。所以應該說我們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實施，包括目標和政策措施必將推動我國低碳經濟有一個較快的發展。

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是現在時代的要求，也是全社會的責任，所以當前我們無論是在氣候變化的談判還是在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的過程當中，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和解決。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也非常歡迎北大的同仁和光華管理學院能夠參與進來，希望得到你們在理論和行動上的支持。最近我學習了北大法學院關于碳政治的一篇文章，啟發很大，現在就這個問題，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是各個大的研究單位都在開始參與進來，像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發展中心、清華、人大、發改委宏觀院、能源所以及林科院、農科院、黃科院現在都有一批專家專門在研究這個問題，現在在發展低碳當中遇到的問題，比如說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問題、碳足跡如何計算的問題，發達國家提出來的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碳排放的趨同論問題，另外為下一步談判怎么樣分配排放的總量問題，現在有些單位已經提出了人均歷史累計排放的帳戶制度，提出了人均歷史累計排放要記帳，搞帳戶制度，另外還包括碳交易，現在樊綱同志他們提出來搞碳關稅，怎樣在碳消費的環節來計算排放量，然后來解決碳稅跟碳關稅的問題，實際上也是配合我們的談判提出的。因為我們國家的碳排放說是很大，但是其中有24%是屬于轉移排放，所以他們就提出來，能不能把各國的排放量算在消費環節？他們也制定了這方面的一些理論。

總之，我們非常歡迎北大的同志，特別是光華管理學院的同志們能夠參與到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和發展低碳經濟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謝謝大家！

歐陽夏丹：謝謝解振華先生，相信北大的老師和同學們也會積極的參與。

問：解主任你好，我是網易財經的，當時哥本哈根談判的時候，我們也在代表段的周圍，感覺前半段我們的力度非常大，后半段我們的力度非常小，比如說美國到了后期指責中國不接受核查，引起了整個的輿論，實際上最后都是針對中國，同時在發達國家內部也發生了分歧，我想問一下談判的涉獵是不是有些問題？底牌是不是出的過于早？另外我們提出來的減排，現在各個省的目標是按照什么來分的？分下來以后，以什么樣的獎懲激勵來考核這些目標的達成？謝謝。

解振華：應該說哥本哈根會議你們參加了14天很不簡單了，我們在談判的方案當中已經有了對于核查問題的談判策略，現在看起來，整個的談判都是完全按照我們談判的策略進行的。因為我們在談判的過程當中，談判代表完全是按照高線做答，所以說斗爭非常激烈，這樣給后面我們國家領導人與會創造了一個很大的活動空間，所以這樣的話到后期，到了矛盾最后各國領導人都到了，在這個時候要保證這次會議能夠不失敗，最后給我們的要求是談成了要有貢獻，談破了我們沒有責任。給了我們這么一種談判的原則，在最后階段，發達國家提出來，剛才我講了，你接受不接受核查和給不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國掛在一起了，小島國和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提出來，你們是不是接受核查？要不然我們拿不到錢，他們完全是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制造矛盾。我們考慮照顧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國最大的，最切身的根本利益，所以最后跟發達國家集團最后進行攤牌，你的核查和評議我絕對不接受，但是增加透明度我們是可以做的，就是剛才我講的，我們可以按照國際的指南在國內進行核查，結果我們對外公布，但是絕對不接受你的核查和評議，最后的結果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們也接受了我們最后的這種態度，最后也確定了他給發展中國家的一千億也會進一步落實。下一次談判的時候就要落實，這一千億到底什么時候出來，每一個國家出多少這是實實在在的，否則的話就是畫餅充饑。在整個期間，在最后階段就是互相要做出妥協，保證會議成功，所以最后會議的結果達成這個協議，國際社會絕大多數認為中國是在最后階段采取了靈活的態度，保證了這次會議能夠取得成功，沒有導致會議的失敗，最后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應該說是取得了這樣一種結果。

我們40%到45%的目標，現在正在研究納入“十二五”的計劃，“十一五”還是要繼續保證完成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到去年年底為止，應該說我們單位GDP的能耗降低了16%，今年只要我們繼續努力，應該說降低20%左右的任務還是有望完成的。謝謝大家！

歐陽夏丹：再次非常感謝解振華先生，謝謝。

接下來我們掌聲有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先生發表主題演講，掌聲歡迎！

馬建堂：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新年好！

今天有這么多的老師、同學和媒體在這里，我還需要做一點廣告。什么是統計？有人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嗎？回答了以后我分給你一本最新的中國統計年鑒。

答：統計就是估計。

馬建堂：你這樣回答對不起，我的年鑒不送給你了。

統計我認為是對紛紜復雜的對象進行巨大的社會進行活動予以整體和簡約的刻劃，它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的過程。我今天這個主題要講消費，我們在座這么多的老師和同學在這里，每個人的消費非常不一樣，總量不一樣，結構也不一樣，這就需要運動統計的方法，揭示這個消費終極的狀況。這位朋友說是估計我非常不贊同，你可以和我辯論，但是我非常不贊同。

首先講一講消費的度量，怎么計算消費？消費是指為滿足居民個人的生活需要和社會成員的公共需要，常住的居民和政府部門用于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我國的消費統計是按照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制定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1993年SNA的原則和方法確定的。居民消費是指常住居民在一定時期內最終用于生活消費的所有貨物和服務，它包括居民通過市場購買的貨物和服務的支出，也包括從單位獲得的實物報酬以及自己自產自用的貨物和消費以及服務。按照國際上1993年SNA無的標準，居民消費分為食物、居住、衣著等11類，原則上居民從市場上購買的消費品或者實物，就按照實際購買的價格計算，自產自用的消費品按市場上類似的貨物和價格計算，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市場價格，則按成本進行估算。

第二講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消費支出的規模與分類的情況。1998年到2008年30年間，中國消費的支出規模不斷擴大。2008年我們國家最終消費是14.9萬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78年擴大了60倍，平均每年增長14.7%，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30年來平均每年增長14.2%。在居民消費當中食品仍然是居民消費的主要支出，這是(PPT)這幾年我們國家消費的增長速度，這是曲線圖，這是我們國家30年來最終消費支出增長的速度，有的年份高一點，有的年份低一點，這是我們國家居民消費支出的分類，比如說2008年，在居民消費支出中食品支出占到了三分之一，衣著類占到了7.6%，居住類占到了15.6%，前幾天我在網上看到一個批評，中國講民以食為天，CPI的權重食品消費太高，CPI是反映居民消費價格支出變化的情況，CPI價格的構成就是靠居民消費的構成來確定的，因為食品類的支出占到了三分之一，所以在CPI當中代表品的選擇要占的比重有比較高。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消費水平的差異。78年到2008年30年，中國居民消費總量有了很大的增長，每年增長14.7%，但是居民消費支出的差距，包括城鄉消費的差距，包括地區之間的差距應該還是在擴大的。這個表是78年到2008年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對比，我們以農村居民為例大家可以看到，1978年的差別是2.9：1，到2008年是3.6：1。這是三大地區消費水平的對比，如果以東部地區的消費水平為例的話，1978年中部地區0.85，西部地區是0.75，到了2008年中部地區是0.56，西部地區是0.51。

第四改革開放以來，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率的貢獻。1978年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是39.4%，各個年份活動比較大，有的年高，有的年低，2008年是45.7%，基本上在波動中收斂到45%左右。這是1978年到2008年三大需求平均貢獻率的對比，最近在討論30年高速增長誰做的貢獻最大？1978年到2008年，中國GDP每年平均增長9.7%，最大貢獻的依然是最終消費，最終消費30年平均做的貢獻是55.3%，資本形成總額36.7%，進出口是8%。

第五

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問：您好，我是光華管理學院的學生，我想問一個問題，現在很多民眾對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跟我們大家實際感受是有些出入，其中一個就是說很多人反映是被漲工資了，被增長了，您看待這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對數據也抱一些質疑，您覺得如何改善這個統計數據公布的可信度和質量呢？

(鼓掌)

馬建堂：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鼓掌，是對我工作的激勵，你們的鼓掌是我們搞準搞實中國統計的動力。這位同學是光華學院的學生，我剛才問了統計是什么？統計是對于我們這個紛紜復雜無數個體這種社會現象簡約整體的刻劃，今天在座這么多的老師和同學，大家的收入是一樣的嗎？張教授的工資肯定比我高，同學們的工資可能比我低，我統計我能夠一一列明今天在座所有同學的收入嗎？我不可以，只能給予一個總體的簡約的估計和刻劃，這就是統計。

所以說統計數據和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我認為沒有什么特別大的和小的，我要計算在座的平均收入，肯定不是每一個人的收入，統計肯定有它的重要價值，大家不要認為是一個平均數而否認這個平均數的價值，當然我們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系統的任務就是我們在準確的、真實的反映中國收入水平的同時，盡可能多刻劃一下它的結構和差距，我們有信心做到這一點，謝謝大家！

曲向東：謝謝馬建堂局長，所以剛才那本統計年鑒沒有送出去看來還是有道理的。接下來我們有請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代市長黃奇帆先生演講，掌聲歡迎！

黃奇帆：大家好！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世界是可以重組的》，這是幾個人在聊天的時候談到世界是圓的，世界是平的時候說的一句話，后來有興趣就把它寫成了一篇文章，最近財經雜志的記者來采訪我，有一個應答，也發表了一下。我今天借這個題目就是要講，在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整個世界更多的依賴重組擺脫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機以后的階段，更要多依靠重組的思維來抓住機遇。什么是重組呢？從經濟學上講也就是要素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1+1大于2的效果，從哲學上講，重組和哲學上的一個定義，我們說一切事務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運動，這種運動是有條件的，事務在一定的條件下有一定的運動狀態或者趨勢，條件是可以改變的，改變條件的方法實際上也是一種重組，重組就是在改變事務的一些運動的外界條件。在這個意義上講，世界是可以重組的》

我們平時講創新，講改革，改革和創新也是一種重組的行為。人為什么要重組？作為一個管理者，一個企業家，一個社會的領導者為什么要重組？什么情況下要推動重組？并不是每時每刻每天每個月都要想重組這件事，大部分時間還是按常規辦事，如果整天想重組會有精神病的。在以下五種情況下要考慮重組，第一你如何想超常規的發展，你可能就要超常規的行事，可能要從重組的行為想一些措施。第二你如果想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長周期的問題，五年十年前就有的問題，你的前任的前任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你現在真想解決，你可能要用重組的思維，因為老方法不行，如果老方法都行的話，現狀的辦法都行的話，你的前任和前任的前任可能都解決了。第三如果是廣泛存在的問題，你這個省，他那個省，你這個企業，那個國家的企業，各個地方廣泛存在的問題你如果想解決，那可能要重組，因為常規的辦法你沒有想到別人也想到了。第四如果你要擺脫危機，不管是經濟危機，企業危機還是社會危機，你可能要用重組的思維去想辦法。第五如果在一個新的時期，新的階段、新的條件下，你要發展，可能要用改革創新的思維，就要用重組的思維去想問題。也就是說大體上可以劃出五個情況下，你可能要啟動重組的思維。

重組的方法一般也有五種。第一種就是邊界條件改變一下，我們國有企業改革幾十年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著人多、債多、社會負擔重的問題，一個企業90%以上的負債率，50%以上的冗員還承擔著各種負擔，任何一個企業家當這種企業的經理都當不好，所以實際上是把邊界條件進行改革，當年朱總理90年代的企業改革，實際上下崗再就業，幫助消除企業的冗員，債務剝離，去年了1萬5千億的債務，使國有企業負債率下降，把社會負擔轉移掉，各種社會負擔轉移給社會，企業不再承擔。實際上當把這些邊界條件調整了以后，許多優秀企業家脫穎而出，剛才李榮融講到的這個十年，國有企業的偉大成就應該說是90年代中后期國家把國有企業生存的邊界條件調整以后產生的效果。第二種就是資源優化配置，我們很多企業強強合作，實際上都是資源配置的結果。第三種就是利益蛋糕重新切分，本來是這么分配的，現在為了一個新的局面和新的目的，把這個蛋糕重新調整，調整了以后形成新的格局。第四就是企業內部或者一個系統內部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我們企業包裝重組上市是一種重組，社會或者各種事業單位都是一種重組。第五種是管理方法和政策措施的調整也是一種重組的行為。

在重組過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握什么方式和原則呢？第一重組要把握機會，稍縱即逝，你過了這一會兒可能成本大大提高，或者是適得其反，所以重組是講機遇、條件和時機的。第二重組不是群眾運動，是有權利的人和有資源的，有實力的人之間的一個合作，不管是對手還是戰略伙伴，總之企業之間的重組，社會各個成員之間的重組是這個企業進行的默契和合作。第三重組的時候應該是利益均分，實現多贏的多少，比如說一個原股東可能要退出，債權人不能過分的賴帳，不能賴債權人的帳，股民的利益你也要保障，那么在這個方面都有利益，都要退一步，都可以進一步有一個利益多贏的。

我們現在看美國金融危機，美國政府拯救各種金融企業的措施，都是和這些重組的概念有聯系，我們國內的各種社會改革或者企業改革，經濟改革也和重組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我這里想講一個重慶政府在經濟危機這一年中我們做的一件事，這是和重組有關的，但是也和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有關的一件事。就是在金融危機中大家都有一個概念，危機中有機，危機中往往技術革命會帶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這種技術革命幫助這種經過走出困境，我們現在都在說經濟危機中是什么樣的技術成果呢？講到低碳經濟，講到新能源等等，但是很重要的有一個新技術就是信息產業當中，由于集成電路現在的發展，一個筆記本電腦的功能比20年前IBM公司的巨型機還大，這是集成電路的發展產生了這個效果。另外面板顯示屏的發展替代了彩管波擴這樣的顯示系統，這樣就使得臺式PC機都可以變成薄型的筆記本電腦。無線上網技術的發展，使得電腦上網不要拖著尾巴用光纖光纜，而是可以像手機一樣使用。所以在金融危機中有一個產業，就是筆記本電腦，不僅沒有市場萎縮，每年漲30%，到2012年可以翻一番。也就是說去年2009年電子信息產業幾乎都萎縮20-到40%，筆記本電腦是增長的。08年筆記本電腦市場銷售1.6億臺，可以預測，2012年當年的銷售量會到3億臺以上。這個認識是世界電腦巨頭的共識，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覺得所謂抓機遇，抓一萬億銷售值的機遇就要抓這個，甚至這個比低碳，比新能源汽車還立竿見影。

所以重慶市政府我們去年應該說直接行動，我自己跑到硅谷跟惠普的總裁討論這件事，我們經過討論以后取得了共識。就是在重慶惠普來建立一個3600萬臺筆記本電腦的基地，這個基地不是原有的1.6億臺在沿海分布的再轉移到重慶來，而是新增的1.5億臺里，惠普認為它是全球筆記本電腦最大、最重要的企業，它至少要囊括三分之一，就啟動新增的36萬放到重慶，他們考慮放到重慶自己不生產，設計銷售，生產制造外包給臺灣，就讓臺灣三家企業，富士康等三家各做一千萬臺在重慶，這三家企業到了重慶，他們也不會只為惠普一家，因為他們這三家企業也為宏基、蘋果和戴爾、東芝等其他的電腦廠商待工，所以他們在重慶接受了惠普3600萬臺，對重慶來說，這樣一個產業基地簽約、開工意味著什么？有五個積極的意義。第一重慶的產業結構變革了，重慶到去年為止，8千億工業銷售值，這個8千萬臺筆記本電腦，如果三四年以后全面投產，它整個的零部件加整機的銷售值就是7千多億，再加上配置打印機就是8千多億，幾乎再造一個重慶工業，如果2012年工業的工業有2萬億的話，筆記本電腦會占35%以上，也就是調整了重慶西部原有的傻大黑粗的產業結構，把輕工業、電子工業和高科技產品這一塊上去了，這個結構調整可以降低能耗，降低各方面的污染，整個的產業結構取得提升。第二西部一般比較比賽，沿海地區以及整個中國25000億美元的進出口額，中西部地區都是很小的一塊，重慶在08年全部的進出口也就是100億美元，但是這個項目，因為是8千萬臺電腦全部出口，所以一個項目進出口額就是1千億美元，實際上就是重慶成為西部的開發高高，整個的量就調整過來了。第三不僅是工業發展，會帶來航空物流，鐵路汽車的各種運輸，還有貿易結算，第三產業服務業，生產性服務也都大量的跟進。第四也調整了重慶的勞動力結構，這個項目要4萬就業的群體，包括大學生和藍領工人都是信息產業的背景。從這個角度，重慶幾十個大專院校，包括中專職業學校，可能培訓人員的結構都要調整。第五當然也縮小了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差距，我們整個07、08年1.6億臺筆記本電腦，中國沿海地區生產1億臺，東南亞和印度生產五六千萬臺，基本分布在沿海，內陸地區22個省一臺電腦也沒有，如果這些分布在四個地方，重慶就會成為中國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基地，同時也是亞洲世界最大的一個基地。

我們憑什么說討論一下就可以產生這樣一個效果？是重組的效果，我們可以說是三個重組，三個重組的模式吸引了跨國公司在重慶。第一這個重慶搞這個項目不是加工貿易梯度轉移，也不是沿海勞動力成本各方面郵電煤運要素便宜了，成本高了，而是金融危機以后新增的電腦市場資源的再分配，格局的再調整，是整個布局的一個重組。所以重慶這個布局實際上調整了歐美筆記本電腦巨頭的整個全球格局。第二為什么要放到重慶來？

但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世界不平了，原油價格從20美元一桶到80美元、100美元一桶，飛機的成本也高了，企業也困難一點，也想更多的降低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在研究新格局下怎么降低加工的成本，我們重慶要想做這件事，沿海地區和重慶的差別，你不管重慶成本怎么低，勞動力成本低，油電煤運成本低，或者說稅收政策也比沿海地區好一點，但是在重慶離開沿海2000公里的路程，來回4000公里，這個物流成本你如果像沿海那么搞加工貿易，搞一個總裝廠，整個全世界各地把東西運到重慶來肯定不行。徑向物流成本肯定做不好。我們想了一個概念，就是把水平分工改成垂直整合，

我們這個項目還重組了加工貿易的價值鏈，中國現在一年進出口25000億美元，加工貿易幾乎是1萬5千多億美元，但是加工貿易當中的設計、銷售、物流和金融結算幾乎都不在中國，我們只是微笑曲線的最低端，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賺取加工費。12000億美元加工貿易的結算在哪兒？不在我們各個上海或者廣東，或者各個省的沿海各個地方，5千億美元在新加坡，3千多億美元在香港，這個結算是稅收，包括印花稅、交易稅，還包括版稅，因為你們要知道，既然惠普把筆記本電腦設計完了，交給各個零部件廠生產，零部件廠都要付給惠普專利費，那么付這個專門費不是在上海或者廣東，而是付在結算中心，付了以后就要交稅，所以我們一年結算中心流失的財富要比加工貿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這是我們非常可悲的，我們20年來加工貿易沒有結算中心，我們也討論了結算中心放到哪兒，他們說在新加坡，整個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印度和東南亞惠普有1千億美元，結算中心在新加坡，我們說不行，要放到重慶來，我們就跟他們討論了三個月，最后說服了他們，結算中心9月份開張，10月份運轉。一個月幾千萬美元，一年就有幾億美元的稅收，本來這個是統統交給外國的，現在交到重慶來了，當然這里面我們自己還沒有生產一臺電腦，是其他地方生產的。結算中心一是結稅，二是結匯，幾百億美元一個帳戶，一年進進出出，哪個銀行有這個帳戶？哪個銀行一年多幾十億的中間收入？第三是結人，幾千個上萬個高級會計師，紀念幾十萬的收入，他們都在香港、新加坡，國內很少，什么叫金融中心？結算中心在哪兒，哪兒就是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現在結算中心和總部是分離的，所以以前跨國公司總部集中的就是金融中心，現在跨國公司總部不一定是搞金融，只是一個行政總部，結算在哪兒哪兒才是中心。

在這個意義上，大家可能就會想，我們為什么重慶做成了這樣一件事？這就要回過頭來說我們剛才重組的觀念，重組的時候是要把握機遇的，我們要挖也挖不過來，要當機立斷，做這種事是要有實力有資源人的一個組合，這件事如果你不跟惠普的總裁談，你跟他下邊的部門經理、地區總監去談，跟各種小公司談毫無用處，因為整個世界電腦的三分之一是惠普生產的，你跟惠普總裁談，當然談得成這個事。第三包括比如說結算中心要從新加坡搬到重慶來，上千億美元的系統已經是10多年的運轉系統，多少會計人員，多少公司，幾百個地方的生產和結算，要把這個系統搬過來，不是總裁誰能干這個活？跟下面談沒用，所以重組是要講級別的，一定層面不是參謀長的測算，而是領導者的決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說里邊有資源優化配置，垂直整合水平分工的一攤事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這里邊有資源優化配置的效果，同時也要邊界條件的調整。

比如說重慶為什么能搞成這個事情？我們跟中央要求搞成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區，中國從06年以后已經有四年時間沒有批一個出口加工區，06年以后批了17個出口加工區，每一個出口加工區只有3平方公里，我們這次批了7平方公里，是王岐山副總理的特批，我們不是說申請搞一個出口加工區再去招商引資，我們是項目已經在這里，8千萬臺電腦，幾個老板所干的活就要40萬人，就要7平方公里，你只是給了我一個加工貿易的政策，這個保稅區就特批了，這是一個邊界條件，沒有這個邊界條件這件事也干不成。結算中心一個很簡單的外匯帳戶的結算，中國在過去，也就是在08年以前30年開放還沒有一個規則允許境內的自然然或者法人開設離岸金融帳戶，中國大陸沒有一個企業和自然人可以開設這個帳戶，我們這個就是離岸金融的結算，所以這個是我們重慶政府想到這件事，要跟新加坡一樣，他可以開我們不能開，我們把利益拱手送給外國人，這是國家核心利益，加工貿易的結算為什么都要到外國去？應該把它拿過來，我們跟外管局商量，特批重慶可以做這個事情，這是好事情，我們可以有自然人帳戶的結算。

所以用這個案例來說明，我們整個世界產業布局結構調整，價值鏈的結構調整重組，整個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調整，這三個調整都是一種重組的行為，世界是可以重組的，這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吃飯聊天的一個說辭，是一種世界觀，是一種哲學觀，是一種方法論，用這種方法論可以引導我們擺脫困境，也可以引導我們在金融危機以后抓住機遇，使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快的發展。

我就講這些內容，謝謝大家！

歐陽夏丹：謝謝黃書記。

問：黃市長您好，我是重慶人，特別珍惜跟黃市長交流的機會，黃市長在重慶九年，也是為重慶市做了很大的貢獻。我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作為光華管理學院的學生問的，我們知道黃市長對經濟數據倒背如流，我想請黃市長用簡單的經濟數據回顧一下重慶09年經濟方面的成就和對2010年的展望。另外我是作為一個重慶人，代表重慶的普通老百姓問的，我們知道現在重慶的兩個大的問題，除了黃市長上任以外就是重慶的打黑，我旁邊的朋友問我，為什么重慶那么黑？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問一下黃市長，重慶真的那么黑嗎？您作為父母官，怎么為重慶的三千萬老百姓和到重慶來投資的這些企業創作一個和諧和平安的重慶？謝謝。

黃奇帆：如果說重慶去年的發展的話，用數據來說，我覺得有五個數據特別令人高興。第一個我們GDP增長14.7%，可能在全國五位，在金融危機情況下還是比較高的增長。第二我們的投資增長了35%，是5300億，也是一個比較好的增長。第三個特別是利用外資，我們利用外資去年達到40億美元，這個數據在沿海一點也不稀奇，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內陸一般在10億美元，在1位數里面，我們07年是10億美元的增長，08年到了27億美元，漲了170%，09年又漲了50%，跳到了40.5億，所以在西部我們外資利用度名列前茅，可能現在說世界金融危機了，大家應該轉向內需，外資吸引好像開放不是最重要，但是實際上逆境中取勝還是更重要的。第四個比較有意義的數據，重慶去年的金融業不良資產下降，已經降到了1.3%，在中國31個省排名第三位，僅次于上海和北京，比沿海其他地方不良資產都低。第五我們貸款余額增長了46%，是國家貨幣寬松政策情況下，全國漲30%，重慶漲46%，也反映了重慶經濟欣欣向榮。

另外說到了打黑的事情，我想說的是重慶打黑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個世界黑了，有兩類，凡是和走私商品有關的，凡是與倒賣軍火有關的，或者凡是和倒賣毒品有關的黑社會一般都是非常嚴密的大黑，說重慶這個黑社會，我認為這三類基本沒有，因為軍火走私、海關商品走私都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重慶的確十幾年一直存在著另外三種黑，比如卡拉OK里面賣淫嫖娼的那種事情，各種各樣社會上的賭博黑社會操縱的市場，還有社會經濟秩序不規范，欺行霸市、跑馬圈地市場中這種黑社會，這三類都是基層的，這三個基層的如果不打掉，老百姓不安寧，社會不安寧，市場秩序也不安寧，所以重慶市歷屆政府都一直堅持不懈的打黑，最近這一年更加以強有力的措施進行了處理，所以整個重慶現在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老百姓上訪告狀、刑事案件各方面都有所下降，整個經濟局面應該說是比較好的，社會局面也比較好。

歐陽夏丹：再次感謝，謝謝黃奇帆先生。

最后讓我們掌聲有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張維迎教授發表演講。

張維迎：一年前這個時候，我們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不知所措，我們很著急，著急的上火。今天我們看到在過去一年里面GDP能包括8%以上的增長，所以說歡欣鼓舞，我們總算松了一口氣。但是在這個時候我特別想到中國古人的一句話，樂極生悲。有人可能認為我們是虛驚一場，我們仔細考慮了一下，這一場虛驚我們并沒有真正的過去，剛才在上臺之前收到一個短信，其中有一句話很有意思，跟豬八戒講：“八戒講別以為你站在路燈下就是夜明珠”。所以我要講的問題，就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經濟危機，這個我想不危言聳聽，其實真正的問題不是說我們會不會有下次危機，而是說下次危機的時間會在什么時候？嚴重程度有多大？

關于中國的情況，中國是危機的原因，但是沒有中國的話，這次危機可能和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簡單地說，就是中國經濟進入世界之后，勢必改變了世界的生產成本、經濟結構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國的這種影響力并沒有被各國政府，包括發達國家和中國本身充分的認識到，打一個比方，就像火車上又增加了一個火車頭，所以速度由原來的120公里變成300公里了，但是我們所有的信號系統，我們所有司機腦子里面的概念，這個火車仍然是按照100公里的速度在跑，這樣的話，我們想像一下它就會出問題。具體來講，比如我們看到全世界沒有通貨膨脹的時候格林斯潘認為這次經濟可能要蕭條，所以他就放松信貸，降低利率，而事實上這一切恰恰是由于中國的進入，成本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本來應該在一個沒有通貨膨脹甚至是負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發展的。

再看一下我們應對危機的措施。全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措施恰恰是這次危機產生的原因，我們不僅是低利率，而且好多國家變成了零利率和大規模的信貸擴張。我們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中國我們進行了世界貨幣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實驗。我們看一下30多年的情況(PPT)，藍色代表固定資產的增長，紫色的代表貨幣的增長。30多年里面，貨幣的增長除了1989年之外沒有任何一年信貸的增長超過2009年，而且大家知道89年之后我們出了什么問題。我們進一步看到，在過去10幾年里面，信貸的增長速度一般都在10%到20%之間。我們去年到11月份增加了33%。如果我們看投資的話，除了1994年的投資高增長之外，還有一個就是1985年的投資高增長，沒有任何一年的投資增長超過今年的增長，今年是30%多。前面都是在經濟相對疲軟之后的增長，而這次的高增長連續多年之后仍再繼續增長。如果我們看一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在70年代后期只有26%左右，之后我們在上升，但是從2004年上升到40%之后，2009年達到了71%，這也是沒有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有過這么快速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如果我們看一下信貸對GDP的比例，在過去30多年里面，大致都在0.8到1.2之間，最多的時候也就是1.17，但是我們在2009年1到9月份突然之間上升到1.79，最后翹起了一個尾巴。所以我說我們進行了人類歷史上貨幣規模最為巨大的一次貨幣政策的實驗。

這些政策有什么長遠后果？世界上的事情沒有那么便宜的，猛藥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應，有兩種可能性誘發經濟的宏觀問題，一個就是通貨膨脹，導致通貨膨脹預期之后，政府肯定會采取緊縮政策，下一輪的蕭條就來了，另一種可能是因為不良的投資導致銀行信貸不良積累，由此由于金融部門引起的一些經濟危機，這是兩種可能的情況。

其實我在想，如果我們2009年的經濟GDP的增長不是8%而是6%，那么我們未來的日子是不是可能更好過一些？

另外看我們的出口導向，我們對出口的依賴也是太大，如果要繼續維持比較難，過去30年來，平均我們投資的增長是GDP的1.5%，現在看到2007年在全世界大的經濟體當中，只有德國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過中國，中國是37.5%，特別是39.9%，其他的國家，美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遠遠低于中國。我們在過去幾十年的外匯儲備情況，這是30多個國家外匯儲備，日本和德國實行工業化的階段和中國是90年到2009年，日本和德國外匯儲備在高增長期占美國GDP的比重，德國平均不超過5%，日本是0.5%左右，但是我們看一下中國在2000年之后的情況，我們的外匯儲備已經占到相當于美國GDP的12%，德國和日本都從來沒有超過2%，我們現在占到了12%。看一下外匯儲備占本國GDP的比重，德國和日本在高速成長期都沒有超過5%，而我們現在超過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國和日本高增長期的50倍。過去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是沒有辦法繼續下去的，無論是什么樣的政策，現在我們的出路何在？很簡單，就是開拓中國的國內市場。國內市場的潛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們看一下中國31各省市自治區，如果當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算，廣東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相當于土耳其的三分之二，大于波蘭、印尼、比利時和印度。第三位的山東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麥和阿根廷。第四位的大于委內瑞拉。第五內的河南大于芬蘭、泰國和葡萄牙。我們最小的經濟體是西藏，但是它還大于蒙古國。全世界發達國家加起來人口占世界總數的18%，而中國一個國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233年前亞當斯密就講到，中國的市場比所有歐洲國家加起來還要巨大，可惜我們一直沒有很好的開發這個市場。我想在金融危機之后，我們能不能防止下次金融危機？或者使下次金融危機的嚴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們多大程度上開發好我們國內的市場，也就是能夠用國內市場的開發吸納那些多發出去的貨幣和那些過度追加的投資。

現在的一個問題，開發國內市場究竟有些什么障礙？為什么中國開發國外市場很勤快，開發國內市場這么懶惰。由于時間關系，只給大家點幾個方面。第一個就是所有制結構不合理，第二就是產權制度脆弱，第三城鄉市場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導經濟，五是人民幣匯率。居民主要靠勞動收入，資產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當中居民收入的避重就比較低，既然供給了就不能變為可持續的需求，本來是供給創造需求，不是需求創造供給，但是我們現在的供給，我們創造的這些東西保護起來都在政府部門和一些企業部門。好多人都說中國人不消費，是因為中國人喜歡儲蓄，但是我們知道中國居民儲蓄率比印度還要低，而我們看一下過去10幾年里面我們的儲蓄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儲蓄，居民儲蓄在2007年的時候和1993年沒有什么區別，我們真正變化的是企業的儲蓄和政府的儲蓄。馬局長剛才講到了消費，政府還有一個問題，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的比重，在過去的十幾年里面，政府消費的比重在不斷的上升，居民消費的比重在下降，在1989年的時候居民消費占到了80%，這個變化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說如果我們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話，開發國內市場的麻煩就可能比較大。

產權保護太弱，開發國內市場不是靠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礎產權，如果產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這個行政權就大于產權，國內投資的辦法來保護自己，沒有心思來開發。在這里面要特別提到一點，山西煤炭的整合，寫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這種繼續擴展的話，過去30年形成的好多關于產權的概念都會受到嚴重的毀壞，對于企業家開發國外市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不僅是煤炭行業的問題，這是所有中國企業家都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也是所有中國的政策應該正確的認識到不按照法律，違反產權規則的做法，侵害的是這個國家，侵害的是企業家開拓市場的這種積極性。還有城鄉風格，城鄉和制度性風格是中國的特色，我想特別是土地的流轉，對開拓國內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轉化會創造出一批類似中產階級的人士。還有我們應該徹底的廢除城鄉的戶口制度，但是速度還不夠，如果不存在城市人和農村人概念的時候，沒有城市戶口概念的時候，我們的城市化就會更快的實現，我們的國內市場，我們前面講的占世界20%人口的市場才能真正有效的開發。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行政主導，行政主導必然導致地方保護主義，所以這個很不利于統治者的職權，不利于區域優勢的發揮，所以下一步怎么真正實現行政部門的主導權，對開發國內市場非常重要。所以企業過分依賴于出口，出口市場更賺錢。因為人民幣升值的話應該是有利于提高中國企業家開發國內市場的積極性，人民幣升值了也可能創造財富效應，使大家更多的消費，因為那個時候大家覺得突然之間富多了。還有一個就是人民幣升值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費需求。

如果由于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損失了20%，但是換來了我們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我想就等于用廢紙換了有用的東西，是值得的。這個如果我們中國現在不解決，未來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僅是跟美國的矛盾，而且跟日本、歐洲和所有的國家都矛盾，因為你掛著美元，跟美元掛鉤，意味著美元貶值你就要貶，這些全世界的貨幣都在貶，全世界其他的國家也不會輕易的認同你。

總結一下。唯有開拓國內市場才有希望緩解下次危機的嚴重程度，唯有國進民退，健全產權保護，推進城鄉市場一體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人民幣升值，才有可能開發好國內市場，謝謝大家。

曲向東：謝謝，下午我們依然還有非常多我們探討的話題，我們的論壇下午兩點半準時開始，非常感謝各位出席今天上午的主論壇，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