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一號文：從政策面看行業發展機遇

2010年01月12日 14:2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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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農村改革為主題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總共有11個。1982-1986年，中共中央連續5年以農村改革為主題發布“一號文件”；2004-2009年，則已是連續6年。我們認為以“中央一號文件”形式呈現“農民、農村改農業”問題，凸顯了農村改革的重要性，而連續多年以“一號文件”呈現則顯示出農村改革的迫切性。

1952年國家確立重工業先行的經濟發展思路，政府對農產品統購統銷，將大量的農村勞動剩余免費轉移到城市支持工業化發展。按王夢奎和陳錫文的測算， 1952-1986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業拿走5800-8000億的資金用來扶持城市工業化，直接導致解放以后的3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78年，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代表的農村改革全面啟動。

1978-1985年間，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生產積極性顯著提高，農業生產率大幅釋放，城鄉收入比(城鎮家庭居民收入與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比值)由1978年的2.57下降至1985年的1.85年糧食產量由3.05億噸提升至4.07億噸。這一時期國家連續5年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形式關注農村改革，明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合理性，并于1985年取消已實施30年之久的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逐步實現農產品的市場化定價。但80年代的農村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以農哺工”的問題，雖然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取消，但國家政策扶持依然嚴重傾向于城市，政府對城市的隱性補貼不斷增加，1985年后，城鄉收入再度擴大，到目前已經達到3.31，甚至高于1978年以前的水平。

面對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90年代后期開始，經濟學界開始關注“三農”問題。芝加哥大學D·蓋爾·約翰遜教授(林毅夫教授的博士生導師)在1998-2003年間連續撰文《中國未來的食物供給：中國會讓世界挨餓么？》、《中國農村與農業改革的成效和問題》、《中國農業調整：問題和前景》和問中國能否通過在農村創造非農崗位來轉移大部分農業勞動力》關注中國農村改革問題，并提出許多真知灼見，我們列舉一二：第一，建議政府承認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租賃、轉讓和抵押的合法性；第二，尋找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解決方案，認為未來幾十年，多數非農就業機會應出現在大多數農民可以每天乘車往返上班的距離之內，而不是過度擴張現存城市規模及發展新的城市和城鎮；第三，加大農村基礎建設投資力度，擴寬農村人口受教育面和提高農村教育質量，修建農村公路和通訊設施，完善水利設施，保證對農業技術研究的投入和推廣力度；第四，加大對農民的信貸扶持力度；第五，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要素市場，農民與城鎮居民享受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

我們看到，1999-2003年中國糧食產量連續5年下滑，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種糧積極性嚴重下降，2004年“三農”問題第一次從國家政策層面提出。增加農民收入，保障糧食安全，提高農村基礎建設投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形成集約化規模化生產，統籌城鄉發展等，關注和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業政策是個非常寬泛的命題，它不僅僅涉及一個產業，而是事關整個國家的發展，是一個戰略話題。分析近6年“中央一號文件”，我們認為其合理詮釋了未來中國農業的政策主線。按我們的理解，我們認為：

中國農業政策的核心是：保障“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民收入”

當前政策的關鍵是：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和統籌城鄉發展

我們認為2004年以來的新一輪農村改革對未來的影響是深遠的，2006年“一號文件”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業”的基本戰略是對過去50多年農業政策的徹底反思。在保障“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民收入”的核心思路下，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和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陸續展開，在此背景下，中國農業上市公司將享受農業政策的利好迎來不斷快速發展壯大的機遇。

土地制度改革與城鄉統籌發展催生行業發展機遇

如我們在上文所述，農村改革和農業政策的推進，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業的現狀，以及中國未來的經濟結構，因此研究農村改革和農業政策是一個寬泛的命題，它不僅僅涉及一個產業，但從專業投資的角度，我們更關心農業政策對農業上市公司的影響。因此在保障糧食安全和提高農民收入的背景下，結合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業的相關政策，我們對農業行業的發展以及對農業上市公司的政策效應做了簡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