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哥本哈根的贏家還是輸家

2010年01月13日 19:54
來源：中國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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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約觀察員楊愛倫

引言：有環保組織形象地比喻，會議結束后，哥本哈根成了“氣候犯罪現場”，男男女女的“嫌犯”們都匆忙趕往機場，倉皇離境。

2009年12月7日至1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190多個國家的談判代表團到場，就下一階段的全球氣候保護展開協商、博弈。兩個星期的時間里，冬季寒冷的北歐都市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

通常僅為部長級別的聯合國氣候會議，這次卻有100多位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出席。級別之高，在聯合國外交史上都屬罕見。除了參會的各國代表團，哥本哈根大會還吸引了世界各地政界、商界、學界、演藝圈、非政府組織、記者等人士前來。共有5萬多人直接參加了本次大會，還有幾萬多名來自不同國家的環保主義者聚集到哥本哈根。

這也是為什么，當13天的大會最終以短短不到3頁紙，缺乏實質內容且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草草收場時，失望的氣氛彌漫在整個城市。有環保組織形象的比喻，會議結束后，哥本哈根成了“氣候犯罪現場”，男男女女的“嫌犯”們都匆忙趕往機場，倉皇離境。

盤點各方在哥本哈根的得失，最大的輸家是無疑是地球。這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生活在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生態脆弱地區的人群。中國也是其中之一，但中國也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為推動哥本哈根大會取得理想成果，中國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哥本哈根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一場國際環境議題的大會，它體現了中國等發展中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國際政治力量發生的重大改變。分析中國在哥本哈根的輸贏，應當從發達國家減排承諾、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持和發展中國家減排行動這三個方面來看。

發達國家減排承諾

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排放量受限的前提下，發達國家繼續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勢必會進一步擠占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從而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沒有發達國家強有力的減排承諾，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會是輸家。

大會最終發表了《哥本哈根協議》，認可了聯合國氣候專家委員會(IPCC)的第四次評估報告關于須將全球平均溫度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的科學推薦，并同意以此作為全球減排努力的目標參考。但《協議》并沒有對發達國家的總體減排目標做出規定，僅在《協議》最后附件中有個列表，要求各個發達國家在2010年1月底之前，將其2020年的量化減排目標上報到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秘書處。

與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相比，這種各國自愿上報的形式是個嚴重的倒退。聯合國多邊氣候談判的最主要特點便是基于科學要求來分配減排任務，從而能最終確保各國努力的總和可以使全人類免受氣候變化最嚴峻的后果。任由各個國家憑借自己的氣候良心來決定減排目標，其結果必定是不盡如人意的。

根據IPCC的研究結果，把全球升溫控制在2 攝氏度之內，就意味著發達國家到2020年必須在1990年水平上減排25~40%。但不幸的是，截至哥本哈根大會閉幕，各個發達國家公布的自身減排目標總合約為1990年水平的12~19%。基于目前的哥本哈根結果，發達國家只愿意確保12%的減排量，而把目標提升與否作為以后談判的籌碼。

其中，對氣候變化問題應承擔最大責任的美國，在國際行動中卻始終扮演著最不負責任的角色。布什在位期間，將美國撤出《京都議定書》，并在國際行動中完全不作為。奧巴馬上臺后，美國開始推動國內氣候立法。目前的減排目標僅為1990年水平的4%，而能否實現這個目標還取決于其國內立法能否順利通過。之前各方都期待奧巴馬總統運用其總統職權，將美國的減排目標稍作提升，至少向全世界展示一下總統個人在氣候問題上的誠意。但最終，奧巴馬千里迢迢來到哥本哈根，卻只給大家帶來了一份失望。

在氣候問題上相對積極的歐盟承諾的減排目標是20%。盡管幾個大的歐洲國家，如德國和英國都明確表示希望推動歐盟將目標提高到30%，但最后還是沒有能在歐盟內部形成共識。值得提起的是，當時簽署《京都議定書》的15個歐盟國家中有10個至今沒有完成他們2008~2012年的目標。另外，加拿大和日本也已不可能實現他們在《京都議定書》下的承諾。

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持

雖然與之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還有相當距離，《哥本哈根協議》在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方面還是稍有突破的。

在短期資金方面，發達國家承諾在三年間(2010~2012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300億美元資金援助，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并減緩氣候變化，并要求這300億美元必須是新的、額外的資源。在長期資金方面，發達國家同意到2020年，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過，《協議》沒有就長期資金的具體來源及各個發達國家的分攤比例做出明確規定，所用語言也是比較弱的“籌集”1而非“承諾在三最終1000億美元成為空頭支票也是有可能的。在技術方面，《協議》同意成立“技術機制”來加速技術發展和轉讓，但未就“技術機制”的細節問題進行展開。雖然還有很多漏洞，不過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畢竟還是這次會議取得的有限成果。

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大多數發達國家非常忌憚這部分氣候資金中有多少會流向中國。大會一開始，美國總統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就公開表示，資金只會提供給最窮的國家。國務卿希拉里第二周到會時，更是大打“資金牌”，將中國采取有意義的減排行動并保證執行透明作為美國向最窮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長期資金的前提條件，意圖挑撥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中方也予以反擊，表示資金雖然可以優先用于最困難的國家，但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方面給予資助是在履行其“法律義務”，而不是在做“慈善事業”，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有資格獲得氣候資金。

最后的《協議》中指出，氣候資金應該優先用于受影響最大的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以及非洲國家。雖然中國最終能在原本就有限的資金支持中獲得相當份額的可能性不大，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贏得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寶貴信任，應該算是不輸不贏。

發展中國家減排行動

發展中國家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排放量也迅速增加。雖然歷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還相對較低，但中國的年排放總量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在發達國家不斷逃避其減排義務，并試圖將其責任與主要發展中國家進行捆綁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也必須確保這種轉嫁嘗試不會成功。

在哥本哈根，責任分攤的較量主要體現在關于長期減排責任的討論中。IPCC報告中指出，為拯救氣候，全球CO2排放量到2050年要減少50%以上。這是氣候科學向全世界各國發出的警告，本毋庸置疑。但對不同的國家，含義很不一樣。對于很多發達國家，這個目標是逃避其“率先大幅度”減排責任的救命稻草，他們希望以此促使新興發展中國家承擔起更多減排責任。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長期目標固然重要，但中期目標更為關鍵。哥本哈根大會期間，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表示，中國可以接受在2050年將全球碳排放量減半的目標，但條件是發達國家必須承諾到2020年減排40%，并同意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援助。

但對于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不發達國家，2050年目標直接關乎國家的受害程度。對于小島國來說，這甚至關系到他們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他們也希望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能做出讓步。

長期減排目標是哥本哈根大會上最艱難的討論。由于各方無法就此達成共識，最后出臺的《協議》中沒有包括具體的2050年減排數字，這也是最后結果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

哥本哈根這一輪，中國保住了國家立場、維護了自身發展權，可以稱得上是贏家。但同時，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乃至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兼顧發展和氣候保護這兩方面的艱巨使命。包括氣候談判在內的國際談判的本質永遠是強權政治。但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國家的競爭力將很快以其低碳發展的能力來重新定義。

楊愛倫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