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省市上調最低工資讓弱勢群體分享改革成果

2010年01月26日 06:55
來源：中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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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兩會”召開在即，多個省市傳出“漲工資”的風聲，江蘇省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獲悉，從2010年2月1日起省內各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漲幅超過12%。

此外，北京市、重慶市、東莞市等也紛紛表示初步具備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條件。

專家認為，經濟形勢回暖是各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首要前提。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也顯示中國經濟形勢回暖，經濟回升走出了人們事先敢想而不敢求的V形軌跡，GDP逐季上升。

分析人士稱，此舉措對國家、對個人，甚至從長期來看對用工企業都有利好。

聚焦1、多省市擬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1月23日，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向社會宣布，經省政府同意，江蘇省從2月1日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據測算，此次調整各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漲幅都超過了12%。調整后，江蘇省一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已經和上海、杭州等地基本持平。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了解到，根據新近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從2010年2月1日起，江蘇省月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850元調整到960元，二類地區從700元調整到790元，三類地區從590元調整到67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7.2元調整到7.8元，二類地區從5.9元調整到6.4元，三類地區從590元調整到5.4元，一類地二類地三類地區月最低工資標準分別較調整前增長了12.95%、12.86%、13.56%。

江蘇省是2010年第一個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包括北京在內的多個省、市在近期也同樣表現出了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可能。

“北京市目前經濟已復蘇，初步具備了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現行為每月800元)的條件。”1月24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有關負責人向媒體透露，他同時透露非全日制勞動者工資待遇標桿——小時工資標準也將隨之上調。據悉，今年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時間可能會在7月1日進行。

此前，1月13日，重慶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侯小川在全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作會上也表示，2010年重慶將繼續加強企業工資的宏觀調控，提高城鎮職工的平均工資、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

在近日召開的廣東東莞市政協部分旁聽人員座談會上，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談到最低工資標準時也表示，東莞目前77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肯定要往上調，而適當地調高工資標準，也可以幫助解決東莞的招工難問題。

聚焦2、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源于經濟回暖

學界專家紛紛認為，各地相繼擬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基于中國經濟回暖的大環境。2008年11月1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通知，要求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當時恰恰是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顯現之際，企業經營面臨極大的壓力，作為企業成本的一部分，最低工資標準被暫緩調整，這也是意在穩定就業、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政府宏觀調控之舉。

2008年國內有一半省份沒有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而2009年各地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基本上全面暫停。

而上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初步測算，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經濟回升走出了人們事先敢想而不敢求的V形軌跡，GDP逐季上升，2009年四季度增長已從一季度的6.2%上升到10.7%。

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副主任胡遲認為，經濟形勢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再度保持平穩較快增長，是地方政府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首要前提條件。

“當前中國低收入群體生活還十分艱苦，有必要通過一些政府手段讓這些弱勢群體分享到改革開放30年中國取得的巨大經濟成果。胡遲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高輝清也認為政府手段對弱勢群體的作用十分明顯。

“提高居民最低工資，我感覺是地方按照中央決策實施的多項提高居民收入舉措中的一個。對公務員可以讓財政擴大支出給他們多發工資，對一般企業職員可以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減稅，對弱勢群體就要靠政府強制提高工資保障線。”1月25日，高輝清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胡遲分析，本次擬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北京、江蘇、東莞，都是經濟較發達地區，同時也是民工凈流入地區。雖然從全國來看，中國還處于城市化初期，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向城鎮轉移。但是就這些經濟發達區域來看，當地對勞動力的吸引能力已經遭遇到了瓶頸，于是兩年前東莞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在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由于物價較高，生活成本也高，打工者是否去當地打工首先要考慮收入是否足以彌補支出。所以這些地方如果想要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加入生產，提高工資最低保障線也就勢在必行。”胡遲說。

聚焦3、上調對未來有三大利好

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認為，此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計劃對個人、對國家、對企業都有好處，值得肯定。

“對個人，可以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1月25日，蔡志洲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蔡志洲認為對于國家而言，此舉措的一大意義在于調整產業結構，“企業發放工資增加了，生產成本就會增加，這就逼迫企業必須向更有技術含量的領域轉型。”蔡志洲說。此外，此次上調還可以增加國內消費能力，促進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增長型轉變。“中國內需不足，主要指的是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則源自企業存留大量利潤而不向職工發放，于是居民購買能力不足。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無疑可以將一部分企業存留利潤向職工分紅，擴大居民消費能力。”蔡志洲表示。

各地紛紛傳出“上調最低工資”的風聲后，有專家擔憂政府提高工資會導致企業雇工人數下降，最終好心辦壞事。

高輝清認為這種說法較片面。“因為工資水平取決于勞資雙方的談判能力，由于資方較為團結，勞方則比較分散，所以談判結果往往向資方傾斜，資方就傾向于壓低企業工人工資。這必須靠政府進行強制解決，才能保證社會更加公平。”

惟一比較復雜的是企業，照理來說，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會對不少剛剛走出金融危機的企業形成成本壓力，但《經濟參考報》記者走訪已經確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江蘇，卻發現接受記者采訪的企業界認為成本壓力在可控范圍內。

“這一招對成本或多或少會有些影響！”江蘇昆山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玉山分會會長、星誼陶瓷董事長蔡國楨25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但他也承認他的公司里拿最低工資的員工并不多。

“我們企業的平均工資不低于1500元以下，因此不存在增加企業成本的問題。最低工資標準提升對大多數企業的成本影響主要表現在出現工傷事故處理，對一線員工來講，如果發生工傷事故，員工本身的最低生活保障會相應得到提高。”江蘇吳江祥盛紡織染整有限公司銷售總經理何蕓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受本次上調影響較大的只可能是小型的私人企業。

蔡國楨也認同，新的用工最低工資政策會淘汰掉部分最低端的制造企業。

和企業界的樂觀相比，部分專家認為，從短期來看，提高工人工資會提升企業生產成本，“特別是在輕工、家電等領域，中國企業間競爭充分，企業利潤十分微薄，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可能會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從國際上來看，在一些生產領域，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國家的生產成本本就已經低于中國，中國企業成本增加，不利于展開國際競爭。”蔡志洲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

但他同時認為，此舉會產生反向推動力，企業要想扭轉成本上升導致的競爭力下降，就不得不加大企業研發力度，提高產品附加值。“這樣，中國制造的產品將在更高層次上獲得競爭力，從而有利于企業獲取更大的利潤。”

不過，專家同時提醒應該注意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幅度。

高輝清不贊成一次性大幅度地提高工資水平，“這會導致企業難于消化成本，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是個指導線，執行起來可以更加靈活。”高輝清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