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史上最緊張專家稱高層已做出選擇(3)

2010年02月23日 11:46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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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稱的增長

房價暴漲背后是國民財富結構的迅速調整。

劉元春分析說：近年來，中國財富不僅在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的比重方面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而且實物資產與金融資產各自的內在結構也發(fā)生著巨變。

經濟高速增長后，國民財富已積累到一定規(guī)模，要求更多的金融工具來分散資產風險，資產結構多元化需求日漸強烈。居民大規(guī)模重新組合資產，包括在消費貸款創(chuàng)新的帶動下，將銀行儲蓄資產提前轉移到不動產上；將銀行儲蓄轉化為股票、基金、保險以及債券等金融資產，出現居民儲蓄活期化和大搬家的現象。

2009年，這一局面有強化之勢。

“原本用來進行固定資產投資的大量資金，卻在金融系統(tǒng)打轉。”劉元春說，2009年新增信貸9.59萬億元，金融機構新增存款13.1萬億元。第四季度開始，存款活期化明顯，貨幣大量流向資本和投機領域，從而導致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以及黃金等投資品價格大幅上揚。

比如，作為各種投資產品價格風向標的黃金價格，于2009年10 月初突破1000 美元/盎司，超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2009年末上證指數收于3277.14點，與2008年底的1820.81點相比，上漲1456.33點，漲幅達80%。

被中央領導再三強調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則在2009年形成了史上最緊張的局面。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業(yè)和居民三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關系。根據國家發(fā)改委社會發(fā)展研究所社會管理研究室主任常興華的研究，在1992~2007年間，政府、企業(yè)和居民部門收入分別增長了9.83倍、19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其他主體收入增長速度；企業(yè)收入增長主要是本世紀以來比較快，超過了平均增長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長速度始終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長速度。這是一種并不對稱的增長。

結果，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下滑。

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預計達到68477億元人民幣，增長11.7%。根據國土資源部2月份數據，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達15910.2億元，同比增加63.4%。2009年我國土地出讓金占財政收入的23.22%。在2009年這輪房價暴漲中，政府收益最為明顯。

過高的企業(yè)留利和財政收入直接導致企業(yè)投資規(guī)模和政府基礎建設規(guī)模高速增長，也導致中國投資-消費局面惡化。而這，也正是政府千方百計用投資擴大內需，內需卻難以真正啟動的原因。

“擴大內需”與“擴大內供”

看起來，要減少企業(yè)留利和政府稅收在GDP 中的比重。然而，財政刺激計劃將形成大量政府赤字，讓人聯想到其結果之一可能會是加稅。

與此同時，經濟要素也借財政刺激計劃進一步向政府集中。據《上海證券報》報道，由于大規(guī)模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數量和融資規(guī)模在過去一年中暴增，2009年末，全國有3800多家地方融資機構，在當年全國9.59萬億元的新增貸款中，投向地方融資平臺的貸款占比高達40%，總量近3.8萬億元。一些地方性融資平臺的負債率達到94%，有的地方甚至高達400%。以至于在1月19日召開的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溫家寶提出：“盡快制定規(guī)范地方融資平臺的措施，防范潛在財政風險。

一貫對中國經濟體制富于信心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在新近出版的《多難登臨錄》記錄了金融危機后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思考：“政府大手加速項目肯定會扼殺無數半生不死的私營工廠的生存機會。

張五常提出，應將“擴大內需”改為“擴大內供”，廢除所有妨礙私營工業(yè)發(fā)展的制度，使之增加產出效率。比如撤銷原料進口稅，撤銷原來料加工”這一制度安排，讓企業(yè)自由內銷，對內資外資一視同仁，簡化稅制等。

“鼓勵內供是鼓勵每個人主動地積極參與產出，這是中國經改有成的要點，但從鼓勵內需的角度出發(fā)，是由政府花錢鼓勵，是低產出的，性質是被動的。(財政刺激政策)無可奈何地用作過渡可以，長此下去，中國改革前功盡廢矣。”他這樣說。

多重沖突

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在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不斷深化的過程。根據央行1月29日公布的數據，2009年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全年增速達199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09年12月，重工業(yè)生產增速比輕工業(yè)生產增速快9.3個百分點，創(chuàng)1998年以來歷史次高水平。

目前整體投資以基礎建設為主體、以資本密集型產業(yè)刺激為主體，使得經濟反彈力度大，但就業(yè)的增長卻與之不相匹配。劉元春所帶領的課題組就此提出要防止“無就業(yè)復蘇”的概念。

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認為，當前中國經濟處于“進退兩難”困境，面臨多重沖突：其一，重工業(yè)主導的經濟復蘇與結構調整力度加強之間的沖突；其二，無就業(yè)復蘇與增加就業(yè)的刺激方案之間的困境；其三，進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與不平衡調整之間的沖突；其四，房地產作為民生產業(yè)與作為經濟支柱產業(yè)之間的沖突；其五，作為地方政府核心財源的房地產土地與作為中央政府農業(yè)基礎的土地之間的沖突；其六，結構調整進程中“存量調整”與預增量調整”之間的沖突；其七，匯率政策調整中“貶”與預升與兩難選擇；其八，被中長期投資項目和地方政府“雙重綁架”的貨幣政策在“數量主導型退出”與預價格主導型退出”上的兩難選擇；其九，戰(zhàn)略調整問題在短期戰(zhàn)術層面進行獨立實施帶來的“長期與預短期之間的沖突；

劉元春認為，在“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民生”、“管預期”等多重目標的約束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面臨政策組合無法完全實現“有效組合”的困境，宏觀調控目標需要進行重新調整，其中部分目標需要弱化，部分目標需要舍棄。從最近中央領導的表態(tài)來看，高層已經做出了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