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銀施羅德項廷鋒：結構調整任重道遠

2010年03月04日 05:05
來源：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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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銀施羅德基金投資總監項廷鋒

2010年是“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確定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發展藍圖的關鍵一年。因此，這一屆的兩會被賦予了更多承上啟下的期許。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面臨內部資源、環境等成本上行壓力，也明顯受國際減排要求的制約，更直接與全球不平衡現狀相聯系。如何利用全球經濟發展放緩的良機，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確立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新的發展戰略和路徑，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急迫而重大的課題。

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經濟發展總是在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中實現的，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是經濟發展的永恒主題。

在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四大召開(1949年-1992年)期間的計劃經濟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我國經濟建設先后出現過六次大的經濟過熱，每次過熱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比例失調、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為表征的經濟結構問題；但每次中央政府都通過制定政策及采取各種手段，調整經濟結構，很好地解決了經濟過熱問題，使經濟重新步入協調發展軌道。44年間，中國取得了輝煌的經濟建設成就——1953-1977年，GDP年均增長6.48%；1978-1992年，GDP年均增長8.35%。

在從十四大到十七大(1992年-2007年)期間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時期，本著“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我國對經濟結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取得讓世界震驚、長達16年的年均10.48%的經濟增長。但這種經濟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投資導向模式和(在內需相對疲軟后的)外需導向模式。據統計，期間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3.69%，2002年后出口年均增長28.95%。這樣的高速增長也使中國經濟付出了結構失調的代價。以三次產業占比為例，1978年、1992年-2007年三次產業中農業的占比逐步由28%、22%下降到11%。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將結構調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開展了持續有效的推進工作，但2008年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不僅打破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既定戰略，而且為了應對是次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中國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調。

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生產力布局結構、技術結構、收入結構、內外貿結構等經濟結構均存在失調，中國經濟已很難再在傳統增長模式下實現可持續增長，急需尋求新的可持續增長模式。

結構調整，任重而道遠。

結構調整，短期而言，有助于解決目前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系列問題。溫總理指出，如果說2009年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那么2010年將是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2010年需要處理好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三者之間的關系。我們認為，只有控制了信貸的過度增長，中國經濟才可能不會過熱，中國經濟才可能實現平穩較快增長；只有提高勞動在一次分配中的占比和強化在二次分配中的公平、認真落實各項惠農政策、建立完善社保體系、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等，經濟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由投資、外需導向轉向內需導向；只有有效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有效回收市場上富裕的流動性和理順生產要素價格的形成機制，才可能徹底根除通脹隱患，適度提高居民抗通脹的能力，實現管理好通脹預期的目的。換言之，只有切實推進結構調整，中國經濟才有可能處理好“增長，轉變與通脹”的三角關系，擺脫復雜的束縛，走出目前面臨的經濟發展困境。

結構調整，中長期而言，有助于中國經濟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仍維持較高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由于受制于投資在GDP中的占比過高(58%)、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節能減排等因素，已經難以維持平穩較快增長；另一方面，中國人口眾多，內需市場潛力深不可測。以2009年為例，如果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達到與城鎮居民人相當水平的17，175元，那么中國內需市場將增加11.18萬億的潛在需求(已接近2009年12.6萬億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因此，只要切實進行結構調整，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中國經濟有能力借助內需市場的培育和內需潛力的釋放，在未來相當長時間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

我們看好正在進行和即將進行的結構調整，我們看好結構調整對中國內需市場培育的中長期影響，我們對中國經濟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