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體制內利益集團更易進入政治(2)
80年代:人大曾有質詢制度
周瑞金:在80年代的時候,人大的監督功能還是比較全的,當時有一個質詢的制度,對政府部門提出問題,要求政府部長,至少是部長,或者是副總理出來回答問題,來應對代表提出的意見。這一個我們大概只實行了兩三屆,后來就取消掉了,也可能在這個會上引起了人大和政府之間關系、國務院之間關系好像有有點緊張。
質詢曾致人大與政府緊張
周瑞金:其實作為人大民意機構進行實行對政府部門意見的質詢,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在民主政治程序當中是很自然的東西,我認為這一點通過改革是可以恢復起來的。
邱震海:永年兄,其實剛才周先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人大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其實從一個成熟民主社會的角度來看,其實議會,如果我們稱人大是議會的話,跟政府關系如果緊張,某種程度緊張,本來這就是監督權力牽涉的其中之一,關鍵問題未來中國如何展開這一方面的監督,在哪些議題,哪些程序上,您有一些實實在在可以操作的建議?
全國人大須監督政府用錢問題
鄭永年:我是覺得,基本根據中國的憲法,其實全國的人大是最高的權力機關,它是監督政府,與剛才周先生所說的,我們監督政府這一塊沒有,我覺得這一塊非常重要。假如說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去年金融危機,中央政府出來了那么龐大的拯救經濟的計劃,但是到去年年底,好多錢花不出去,關于廉租房,關于低價房的東西沒花出去,這個東西全國人大要不要監督。假設1993年就說了,教育預算要在GDP的4%左右,到現在多少年過去了現在還沒有落實,現在人大代表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權利監督政府的落實這個行為。
邱震海:還有很多輿論在呼吁財政預算。
民意機構須監督政府財政預算
鄭永年:這一塊是最重要的,所有成熟的民主國家也好,發展中的民主國家也好,實際上民意機構對政府的監督也好,最重要通過財政預算,因為你沒有簽字,政府是沒有運作的。
中國只有大制度沒有小制度
鄭永年:中國好像財政預算這一塊現在形式上有了,但是我是覺得大制度有了,但小制度沒有,中國的財政報告,西方任何一個國家財政報告都是幾千頁,中國財政里面都是一個大的數目,這樣一個很簡單的,你沒法去監督。像新加坡這樣的,預算報告是每一分錢,每一毛錢要放到哪里,用到哪里,都有非常具體的規定,中國每一個部,我給你一個分數,一個很抽象的數,你去用吧,隨便你怎么樣。
如何看“兩會”與執政黨的關系?
邱震海:對,但是所有這些現象,其實我們大家都已經明白,其實這都是一些問題,但是關鍵問題最后的根結,它有一個終極的根結,其實以我個人作為媒體人士觀察,涉及到兩會作為一個監督機構和政府,以及政府背后執政黨的關系,其實兩會與執政黨的關系,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當中一個終極問題,有關這個問題,二位有哪些比較簡單的高見,周先生,兩會如何處理與執政黨的關系?周先生您的意見,兩會如何處理與執政黨的關系?周先生您的意
人大代表能否減少中共黨員比例?
周瑞金:處理執政黨的關系是兩會根本一個體制改革的重點問題,但是這一方面我們要逐步來。因為現在代表遴選也好,會議怎么發揮監督作用也好,關鍵涉及到執政黨的態度,執政黨的看法,所以我們執政黨跟人大的關系,在遵守憲法的范圍,推進和執政黨的關系。您比如說現在大家意見比較強烈的人民代表要減少一點黨員的比例,要減少一些黨的領導干部的比例,這些都是大家提出來多年的一些意見。所以實際上從代表遴選上,它又涉及到人大和執政黨之間的關系。
執政黨、人大與決策程序
周瑞金:在整個實施監督的功能當中,在決策當中,它也有涉及到執政黨關系。因為人大作為憲法的規定,是全國最高的權利機構,它最高權力機構又來自于黨中央決策,是黨中央先決策于前,然后再通過人大來討論,所以這種決策的程序都體現了最高權力機構統治政黨關系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從更長遠的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步一步走。
邱震海:新加坡的永年兄。
行政主導體制?政黨主導體制?
鄭永年:我是想起了當時列寧設計這個制度,他說要講行政效率,實際上他要建立一個行政主導體制,但是后來我們也變成一個政黨主導體制。
執政黨組織政府須通過全國人大
鄭永年:我是覺得,要把政黨主導體制過渡到行政主導體制,必須執政黨通過全國人大組織政府,這是最重要,這是個大方向。
邱震海:非常感謝二位的參與。我想兩會如何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當中發揮它碎步走的功能,我想這是我們長期面臨的問題,今天我們的討論我想也許對我們大家都會有所啟示,非常感謝兩位的參與。
邱震海:記得二十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曾經為二十世紀末中國的小康社會設定過一個經濟上的指標,那就是人均GDP達到一千美元。今天到二十一世紀,已經過去十年之后,我們發現中國南方許多地方已經達到了人均GDP一萬美元,也就是超過當年鄧小平設定小康社會的指標的十倍,如果鄧小平能夠有幸活到今天,他看到這一切,一定會感到非常的欣慰。
但與此同時,二十多年前,鄧小平也說過,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解決,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無法推行下去的。我們看到今天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不幸被鄧小平當年所言重,如果鄧小平看見今天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滯后,他一定會感到憂心忡忡。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如何穩妥、穩健,但是有建設性的實行碎步走,兩會如何發揮建設性的功能,希望今天的討論能為您有所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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