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之第一場記者會實錄

2010年03月20日 18:10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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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于3月20-2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主題為“中國與世界經濟：增長·調整·合作”。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報道。下面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之第一場記者會實錄。

湯敏：記者媒體朋友，非常高興今天上午開第一場的記者會，先介紹我們為什么有這個記者招待會。事實上，我們的論壇已經開了十年，我們今天聽到一些記者同志的抱怨，說在哪個會上，記者又不讓問問題，但是我們有很多的問題想問這些大學者們，所以就開始嘗試。今天上午是第一場，等一會兒有第二場，下午有第三場，這樣有更多機會接觸大學者，了解他們的想法，你們也有更好的報道。

等一下我們請幾位學者先介紹給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的一些重要想法，然后大家抓緊時間提問，提問不要把題目說得太長，也不要浪費別人的時間，這樣緊緊把短短50分鐘的時間用好。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會用三分鐘的時間盡快把自己的觀點表達一下，然后請記者提問。我不知道我三分鐘能講多少，但是請允許我表達兩三個觀點：

第一，我不認為美國的經濟和全球經濟已經擺脫了危機。我們看到去年年末的增長不會繼續持續，中國在增長當中收益頗多，我們增加了出口，但是中國也應該關注到。由于中國出口的增長，由于在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中國自身也會面臨問題，尤其是對出口企業來說，這就意味著現在還沒有準備好退出應付危機的這些刺激計劃。

第二，我認為中國的表現如此之好。因為中國是凱恩斯最好的學生，這對世界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這是很好地檢驗了凱恩斯提出一些經濟理論，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刺激經濟，而且政府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干預市場，來促進市場的穩定和就業。另外我們在這次經濟危機當中也學到市場不會自我調節。

第三，我們需要一個變革性的轉變。在中國的經濟結構當中，在過去30年中，中國一次又一次改變了自己增長模式，中國積極應變精神使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現在的經濟環境和以前不同，現在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不可向過去那樣持續，也不能發揮過去所發揮的作用，來促進增長，主要是靠刺激推動供給，總是說需求可以通過出口來創造。

在未來幾年當中我們需要更多的關注、擴大國內的需求和投資，公共的投資、研發、教育和公共政策等方面，還有基建建設、水、城市化現在也還再繼續，這些因素都會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而且要建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從很多方面來講，中國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但是必須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轉向更多的國內需求，這樣才能使經濟增長更多的持續。

謝謝！

古利亞：謝謝各位，很抱歉我來晚了幾分鐘，在主會場的會議，我的發言才剛剛結束。我簡單地說一下，我對中國面臨挑戰的一些看法。剛才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也說過，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強勁，也是全球增長動力，能夠幫助全球經濟走出嚴重的衰退，尤其是在美國和歐洲經濟增長范例下，可能歐洲的情況還更嚴重一些，但是中國、印度是全球的亮點。在中國，我們不用談中國所取得的成功和業績，今天我們重點談一下中國在中期可能面臨的一些問題。中國支出的高增長需要保持在高位，這樣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另外在經濟外部方面和內部消費之間要取得更好的平衡。

在中國增長貸款迅速增長的情況下，要像格林斯潘提出那樣要避免造成更多的泡沫，在未來要關注更多的資產價格，我們政策要更符合國內需求，真實匯率的上升也需要和經濟的發展保持一致。我想說考慮到中國現在的通脹預期，那么要抑制通脹預期還需要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對國外的投資也需要增加，對公司在市場的一些束縛條件也應該取消，對商業銀行來說也可以做企業債的市場。因為我們需要少干預經濟，我們需要在勞動力市場做出巨大的調整。

現在的戶口制度，防止流動人口進入城市的話，我們也需要改革。不管是允許在鄉鎮和城市之間的遷移，而且也允許城市到城市之間的遷移，而對于土地的使用權的銷售，還有可以讓他們和貨幣帶到城市。比如說我可以把土地抵押貸款來做生意。另外中國社保網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們要對擴大保險的范圍，尤其是對民工現在還沒有從新的醫保改革當中受益。

另外也由于增長本身的情況，政府也需要考慮社會不公的現象。因為現在社會不公的現象隨著新的醫療、保健改革，還有中國的社保改革也會加劇。我們需要更加強調提高高中生的畢業率，還有跟其他國家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年輕人越來越嚴重，年輕人的失業可能會造成他們的絕望。另一方面還需要發展養老金，現在養老金保障不寬，現在需要作為一個全國的平臺，而現在還是需要局部性能提高更多的保障，及時增加儲蓄，同時也提高保障，還有人們對未來感到更加有信息。如果他們未來有更好的保障，所以才能夠減少家庭的儲蓄率，糾正經濟的不平衡現象會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醫保的改革，醫院的改革也是人民對消費不旺盛的因素。如果人們有更高的購買力，還有系統人員不足，《勞動法》的改革可以改善人們勞動力衰退的效力。如果人們碰到經濟困難的時候，很多合同工是首先被解雇。在美國、歐洲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國他們就更加脆弱，因為沒有制度上的保障保證，因此不能依賴國家的政策，而是存留在城市。

有的時候農村也回不去了，這樣對這部分人可能達到兩千萬，甚至更多一些，我們知道他們基本屬于失業人群，每年從城市回流到農村的人口也不少，即便是這樣的情況，我們也看到會有一些也很大的一些調整，對于他們來說這些不管是農民工還是回流回去的，他們所受到很多的待遇還是不太公正，所以這些東西都需要解決。我相信這些問題應該是要認真對待的。

好的，謝謝。

青木昌彥：我看在中國的3分鐘很長，在中國這3分鐘遠遠比我想象的要長，我還是簡短發言。

下一階討論的是國家發展不均衡，我們知道國際發展的不均衡，它有一個前提假設。不均衡好象是不應該或者是進行彌補的。我們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也講到國際發展的不均衡，是一種全球化發展的一個癥狀之一，包括中東、日本、中國等等儲蓄。那么這些錢對于華爾街等等一些金融機構最后變成他們的資產，因為這大量購買的他們的國債。如果我們仔細來看一看這種國際發展不平衡，我們應該從一個長期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在下一個環節，我尤其想給大家強調，我們各個國家之間互補的一個重要性。因為我們的經濟如美國、日本、中國等等儲可以說是面臨改革的議程，都在進行改革。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全球的經濟在我看來每個經濟體都不一樣，而且說改革的歷程也都不一樣。如果看中國的改革歷程，從過去30年間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歷程以后，我們看到取得了非常矚目的成就。我想這一點沒有人否認的。再來看農村人口比例占總人口的比例是80%，統計數據到1995年是50%左右，大部分農村人口涌入城市。我們再看日本、韓國面臨著不同的情況，日本和韓國也有著80%左右農村人口，隨著經濟不斷向前發展，大約也下降了30%、20%，現在也只有10%。這樣一種轉型，包括人均收入增長都是非常重要的驅動因素。人口的變化，包括城市移民的增多確實也提升了生產力，也使人民的文化發生了改變。所以在農村人口不斷減少，中國的情況尤其明顯。中國雖然已經實行了計劃生育的政策，但是中國的人口，包括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從1979年之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大幅增長，也體現在人口的轉型和遷移上。中國也意識到這種議程，應該是對于人均的財富增長達到增長，要面對三個挑戰，政府不應該過多干預經濟，尤其對農業、能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的行業，應該鼓勵多密集型的行業不應該依據行業，導致可不可持續發展的。還有工業導致大量的無人，這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投資的有效性，尤其對公共物品的投資，還有公共物品的基礎建設的投資，這一系列的投資確實在工業化的進程當中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財政，尤其是本地政府的強大財政來支撐這樣一些投資。我們來看公共財政這一塊，中國在過去15年間不斷在財政管理方面、稅收方面都在集中化管理，越來越多是由中央政府進行調節。各個地方有各種各樣層出不窮地方保護主義出現，各種省、各市為了得到更多的稅收就開始跟中央政府有不同意見，這樣就會使得整個情況發生一些改變。去年的時候，我們知道稅收的收入在公共財政這一塊增長是60%，50%都是來自財政的收入，都是中國的財政收入，包括省級和地方的政策收入。

我們知道這個現在是否能夠程序未來十年、十五年，我覺得這種狀況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我覺得這個需要關注的，就是資產的泡沫。很多人認為資產的泡沫部分同志縮減貨幣供應來解決。當然也是由流動性造成的泡沫，我們必須通過公共財政的改革來使這個泡沫破滅。當然公共財政的改革是可以的，對于農村的財政應該更透明，而且中央政府是與地方政府，包括各個支出透明度等等都應該增強，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關鍵的。

第三，與農民工流入城市相關人口的問題。因為這一部分人口是很大的一個人群，中國現在將要面臨著可以說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老齡化。如日本、韓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時代，我們知道十年后的中國，包括日本國內兩個年輕人就要承擔贍仰一個老人的情況，在中國也快出現了這種情況，所以要應對老齡化，這種老齡化的社會發展，中國政府首先不應只提倡儲蓄，還應提倡各種各樣的刺激消費，人均的支出等等也是很關鍵的。中國的居民消費越來越多，對于有可能中國造成一些問題，中國的一些儲蓄也可以出口。比如美國，美國已經依賴于中國的制造業，我們應該有一個更高效國際勞工組織來協調各個勞工情況。

從這個情況來看，我們再看貿易不均衡，貿易不均衡已經發展成另一種態勢，這種態勢是不可逆轉的，同時對各個國家都應該面臨自己的問題，來立足自己的國家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像日本、中國等等，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就說到這兒。

謝謝。

湯敏：下面請記者先生和女士提問。

記者：我想問古利亞先生，您覺得現在是當前中國企業跨國并購和進駐海外的最重要時期?

記者：問三個問題：大家比較感興趣就是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提到人民幣匯率，大家就想起日預言答復經濟給日本的經濟影響。我想請問假如中國人民幣匯率向美國要求那樣，中國經濟對美國經濟以及整個世界經濟有什么樣的影響？

記者：我還是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大家可能都知道下個月美國可能會做出一份決定，關于會不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想請三位預測一下，如果中國真的被列為會列為操縱國嗎，下面會造成什么事情，會對那些事情造成影響？

古利亞：謝謝，第一個問題是問我的，我想問一下中國企業是不是走出去？現在正是時候，他們已經在做了，而且已經積極努力做，而且高效地做，還有有目的性的做，他們有很明確的并購目標。假設兩年前問我們這個問題，有一些主權融資，包括中國有貿易盈余的國家，包括阿拉伯國家都是石油輸出國家，還有到OECD國家，希望OECD國家敞開市場，讓這些國家進入到市場能夠自由做貿易做投資。OECD國家是這樣的，只要是透明，然后是公開的，特別是專業的以商業角度做業務、做投資。提供足夠的必要信息就沒有利用認可借口拒絕。通常人認為以國家安全做借口，實際上國家安全當然是具有一些特定限制條件，但是不能夠用來掩蓋進行貿易保護主義的真實目的，所以我們正在打擊這些保護主義，從投資角度而言，尤其沒有不均衡，尤其是儲蓄的不均衡，讓這種不均衡重新循環、流轉或者進行重新分配的一個關鍵一環。比如通過投資方面進行補充或者讓整個貿易讓各個國家盈余變得更加均衡化，這是一個手段，我認為是很必要的，使得各個國家更均衡。我覺得這種并購應該會持續不斷進行，中國企業將會變成很重要的并購力量，我想在座都應該認同。

接下來是想討論匯率問題，在兩三周前，我在北京做了一個經濟發展研究報告，這里有中文版，已經翻譯成中文，在門外就有，大家可以去取。我們在文章里比較透徹談到匯率問題，人民幣有升值空間和靈活性。

坦率地說大家聚焦人民幣匯率，好象留了一個印象，人民幣一旦升值，所有的均衡問題都解決，我認為不是的，實際職能解決一部分問題，它是不會把借口所掩蓋。有可能作為一個緩沖，引起使得這種不均衡稍微緩解一下，現在我們也在嘗試著把貿易保護主義打擊掉，很多是別有用心的，很多不只針對中國。所以我認為貿易保護主義不只是能夠通過匯率來解決。我們有的時候在美國、中國。要鼓勵國內的消費等等，還有包括社會的福利改革，整個社會保障機制的改革等等。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來回應大家對主權基金方面的討論。許多的主權財富基金都是比較有社會責任的，在私企方面是如此，在許多方面他們很可靠，他們特別的透明。如果對某些行動擔憂，那就不體適當監管體系，把這些作為私有的或者共有的主權基金上。如果要維持穩定，比如匯率等等，大家比較關注穩定的問題，比如像投資、私營的部分投資和主權基金方面的投資，投資受到一定匯率的波動應該。

外匯問題，在五年前第一次被抬出來討論，那時候還沒有太多的貿易盈余，但是計量方面還是出現一些問題，很多一些英語沒有把它統計下來，有的時候漏統，漏計。當然貿易保護主義不光是貿易，也包括服務，很多留學生在海外留學、學習，這些實際在美國也消費了美國的服務業。

說到匯率，對于整個美國還有整個中美之間的貿易，其實美國貿易逆差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美國已經停止不可能是像斯里蘭卡或者孟加拉國生產這些貿易、紡織品等等，不可能開始或者又回去做這個制造業等等。其實這種狀況并不會改變美國和多國形式貿易逆差的狀況。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投資和儲蓄的不平衡，真正能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取消某一些限制，比如取消美國對高科技產品出口的一些限制，這樣一些限制實際會幣匯率的調整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有一些分配上后果可能會使匯率升值帶來一些嚴重影響，尤其對農村、農民的影響會非常大。在中國的農村貧困仍然是非常令人關注的問題。因此更容易的一種方法就是讓中國匯率升值，然后很好地管理這些過程。因為美國和歐洲對農業的補貼都是很大的，所以這會對外部環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轉變。實際上對農業的補貼是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定，現在美國仍然不愿意改變他的政策，實際上其他的一些農業補貼在美國也仍然存在。我個人的觀點是中國能夠把匯率的浮動區間擴大一些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變成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這樣會對世界經濟帶來非常不穩定的后果，這樣其他一些市場穩定情況可能會破壞。

另外我們保證對資本利得稅上升，這個可以穩定投機稅的行為，不僅是在樓市或者外匯市場的投機行為都能得到有效的抑制，我們應該把關注的重點從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而轉變為真實匯率的適度上漲。我們現在更多關注資產價格的上升。在美國和西歐很多國家都犯了很多的錯誤，他們的通脹主要指只關注大宗商品，但真正由社會造成的后果就是資產價格的上升。這種西方國家的政策改變就提供了一種框架，同時隨著開放、基本的流出，比如我們養老資金在國外的投資，這種變化就可以使中國的匯率不用真正形成完全放開的局面。其實中國匯率政策是有很多政策變量所影響，不管中國匯率是高估還是低估了，其實這都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因為它需要很多經濟總量平衡方面很多因素來決定，也跟青木昌彥先生所說的，中國有很多是可以跟外國來借鑒的。

我剛才也說過，很多人尤其是金融界和經濟界的這些人士，還有政治界的人士都在說貿易的不平衡，可以通過調整匯率來消除。我聽到過這種觀點，也向湯敏秘書長說得那樣，也聽過這樣的觀點，我在日本和中國的情況還有所不同。在中國的情況是，中國實際上是有理由舉國儲蓄的，主要考慮到勞動力的遷移，從農村進入到城市，因此增加基建方面的投資還有社會服務的支出是很好的解決辦法。

另外還有一種有道理的做法，就是增加對海外投資，不光只是投資與美國國債的金融產品，而且也和第一個問題相關，就是可以做一些長期的投資。比如投資一些研發項目，在各個領域尤其是控制氣侯變暖方面的科技研發，這是我認為中國可以投資的一個領域。我認為中國其實是需要儲蓄的，我不知道中國匯率問題，到底說我們的匯率是低估了，還是高估了，但是我認為匯率的調整本身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這是跟長期的發展階段還有人口的變化、全球的經濟總量是平衡的。因此逐步的匯率、逐步的升值可能使中國收益，而且從長期來講也會使世界受益。如果中國保持現在的匯率水平，那么繼續購買美國國債這樣的金融資產，未來得匯率升值也會跟日本過去的經驗不同，所以在那里投資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另外我指出的問題是，可能跟您提出的問題不直接相關。我一直說在中國有兩個經濟體，一個是城市的經濟，一個是農村的經濟。這在方面有很多令人吃驚的數據，事實上是美國國稅局提供的一些數據，在國外只有1%的人口獲得了20%，在2008年獲得了調整以后的國民收入。最大比例的是人數獲得確實是很少的國民收入的分配，所以在美國其實收入分配不公現象其實也很嚴重，資產價格的上升和剛才那位教授說到的，在兩三年前，即便是農村的人口也可能會逐漸致富?，F在這個情況已經得到了改善，這些低收入人群的支出現在也在逐漸的增加。如果這1%的人口，收到可以獲得美國國民1%的收入，那么他們的儲蓄和美國經濟之間就像一個謎一樣，我希望青木昌彥教授給我們解答這個難題。

我想澄清一點，在日本在過去20年的問題，并不是由于匯率的調整造成的，我知道這是大家普遍的觀點，其實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我認為一部分是金融市場開放的，還有市場監管的放松方面來造成的。是因為泡沫擴破裂造成長期的后果。

青木昌彥：再補充一點，我也經常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是不是可以從日本的經驗當中學到什么經驗教訓？但是我認為失去的十年，從1990年到2000年，日本失去的十年其實并不是由于匯率造成的。我早期也說過日本增長非常快，從1945年到1985年左右，這段時間增長非?？?。在這個階段，日本稱為全球增長方面的榜樣，能不能在制造業方面成為最出色的國家。在90年代的時候，當時人口的變化已經在發生，因為日本的社保、機制、是在70年代初期的時候制定的，當時日本還是對未來充滿了希望的國家，但是土地在1990年以后人們的壽命延長，日本人的壽命已經在全球最高了。相對老齡化怎么和以前社保政策制定能夠相統一？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現在這些年輕人已經不像以前的已經不像一樣，失去的十年不是說失去的是財富，而是這個失去十年應該更好的應該是描述日本人心里的社會狀態。日本不是韓國，如果出現了榜樣的時候，怎么樣制定相應的政策，可以由政府的機構或者是一黨執政的制度可以改變這個問題。

現在日本的這個問題已經凸顯出來，不管是經濟的發展模式，還有如何解決老齡化的問題？現在大家都非常迷惑，因為日本現在面臨著政治制度的一個變化。以前都是由政府來決策的，現在我們也需要進行這種嘗試的調整。在公共政策方面，由于政黨的政跌現在也發生政策變化，現在政策變化發展得快得多。這樣如果中國的泡沫可能是由財政政策方面造成的，那么日本以前也碰到過這樣的問題，但是日本問題的本質和中國問題的本質是不太一樣的。

記者：除了剛才談得人民幣，未來一段時候中國經濟領域什么是最大的風險和挑戰，中國應當怎樣面對？謝謝！

記者：我對青木昌彥先生說到非常感興趣，中國今年也在努力進行結構調整和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努力從哪些方面避免日本曾經出現的一些迷盲，比如像你所說的經濟轉型當中的一些困難還有剛才談到城市化進程當中，如何來解決就業的問題以及社保問題，還有可能即將到來的老齡化問題。能不能具體對這個問題具體闡述一下，另外聽一下兩位專家的觀點。謝謝！

記者：我想問的問題是，中國現在資產泡沫，特別是樓市的泡沫也很受大家關注，我想請教各位，有沒有什么比較好的辦法抑制這個泡沫？另外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非常大，特別是農村的消費如何進一步啟動？看看專家有什么意見？謝謝！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認為會有好幾個風險：

第一個會是全球的經濟現在還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非常依賴出口，所以中國必須要關注到這些出口市場。現在的情況是岌岌可危的，全球經濟還是充滿不確定性。

第二個風險就是整體全球不平衡問題。我也提到過，尤其是對中期來說最大的風險是不能夠調整經濟的結構，使其更加依賴國內投資和消費。有很多觀點說中國有很多機會可以來調整經濟結構，比如城市化的進程，環保方面的需求，實際都會造成很多的增長機會。但是這個風險就是中國可能利用不好這個機會。另外對傳統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行業非常依賴出口。雖然說制造業對整個經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還是需要調整這種經濟結構，我認為這種轉變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制定一些政策，使中國的金融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而且能夠增加工人的收入。中國很大的問題其實并不是說家庭的儲蓄率低，而是說家庭的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第三個風險，資產泡沫的風險。中國和美國、西歐的形成不太一樣，中國負債率不是很高，相比美國、歐洲來說，在中國美國家庭負債率非常高，所以如果房價下跌就會對美國財政造成致命打擊，而對中國沒有那么嚴重，中國應該怎么做？其實有兩種方式。第一刺激信貸增長。我們可以使金融市場在中國能夠抑制這些泡沫的形成，這樣否則就會引起整個財政的崩潰。第二就是稅收，把稅收激勵機制取消。比如資本利得稅等等，假設我們整個稅收系統是非常有效的，它能夠鼓勵這種投資行為和杠桿。比如對于資本利得稅是很低很低，這樣包括利率也很低，我記得在美國布什總統也推過這樣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管理這些風險。

關于房地產資產泡沫，我認為可能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觀點不太一樣。我認為像這樣一些泡沫，與其說是與財政刺激政策或者省級政府、地方政府這種資產錯位、支配分配不均衡造成的。我介紹一下，首先看財政制度，農村地區在城鎮化的進程當中如何成為當地政府、省一級政府的重要來源。第二每個政府開始實施一些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政策，包括一些公共非集中的方式，就是地方政府可以自己作主，來實施各種各樣的政策，這也加大了他們的自主權。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還是有些不一樣，日本城鎮化的進程已經經歷過了，主要是由于技術的進步，日本人口本身也比較稠密，在城市中有一些人口比較密集大的情況出現，而中國跟日本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公共交通也比較便利垃圾、水等等處理都是現代化的處理方式，這樣的一些方式其實也是促進了城市化的繼承，各種技術也可以在城鎮中實現，中國在發展中也可以借鑒日本的這些技術。其實我們一方面可以把這些技術出口到中國，第二方面在中國推銷這些技術，這些技術也可以解決日本本身人口成長不足的問題，因為日本也是老齡化的社會。其實日本和中國是互補的社會，其實雙方的貿易能夠互利互惠，這樣對兩個國家可以互相幫助。

古利亞：說到泡沫問題，其實資產泡沫在監管政策，其實在其他國家中，比如美國、歐洲、日本，日本是零利率，基本趨于零，在巴西、印度、中國進行投資的話最終的錯誤在哪里？就是貶值，但是在這里并不存在這個問題。對于投資者來說，中國是很吸引他們。緣木求魚，可以說是不恰當的投資，資產不斷的上升，資產目前有很多資金流入。如果很多人進行投資的話，資產價格肯定上升，匯率今后當時會變得更為靈活，還有貨幣政策更為靈活，還有貨幣政策也會促進資產價格上升。很明顯的一點來說，也有一些防偽性的措施，比如貨幣緊縮性政策。在巴西還有一些稅收政策，其實是短期的，對于短期的資金流入流出是要征稅的，這樣也會產生一些扭曲。

泡沫是很危險的、糟糕的，我們剛才也提到了，在很多的一些國家，如美國等等都已經出現過這樣一些教訓。比如很多的資產就是在不斷升值升值，到達一個人們無法企及的高度，也沒有軟著力，這樣就會對經濟產生很大影響。

湯敏：我們就到這里了，大家用熱烈掌聲感謝三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