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一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吹響“集結號”
是僅作原則性的規定,還是明確分行業、分領域具體內容?是囊括全社會的分配改革,還是局部調整性的改革?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孫雷 殷俊 范若虹
4月1日,《求是》雜志發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長文《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文章提出:“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近日亦從權威人士處獲悉,國家發改委正在牽頭制定完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意見及),“意見及有望年內出臺。以該“意見及內容為牽引,收入分配改革將充分融入未來的“十二五”規劃,并已被確認為“十二五”時期關鍵性任務之一。
據透露,這份“意見”醞釀6年,已經數易其稿,圍繞如何實現公平分配,對包括起點干預政策體系(競爭環境和競爭能力)、過程干預政策體系(初次分配過程)和結果干預政策體系(再分配過程)等核心制度框架皆開展了深入調研和論證。
“意見”目前主要分歧在于,方案涵蓋的方面、范圍,是僅作原則性的規定,還是明確分行業、分領域具體內容?是囊括全社會的分配改革,還是局部調整性的改革?
2010年全國兩會以來,圍繞收入分配問題,熱議之浪此起彼伏。人們關注的是,一份“意見”是否能夠包打天下,化解全部有關收入分配的大命題?
怎樣協調龐雜局面
早在2004年,有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調研工作便已啟動,2006年,方案初步擬定,并一度進入征求意見階段,政府決策層也一直在推進。
解決公平問題,構成新一輪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是今后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旋律。在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形勢下,首要的目標是努力緩解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在此基礎上,考慮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本波對《財經國家周刊》說。
改革的目標年份瞄準了2020年。“本輪改革沒有非常明確的時間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在當中就隱含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
十年,彈指一揮間。彼岸,是公平分配、全面小康、和諧社會的宏偉藍圖;此岸,是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并沒有得到真正遏制的現實。
據了解,此前醞釀的草案,涵蓋范圍很廣,但多是概括性表述。“發改委作為‘意見’的牽頭協調部門,拿出一個詳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很難。”有知情人士說。
“因為牽涉到各個階層,各個板塊利益的調整,怎樣兼顧社會公平正義?怎樣和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各國都是這樣,不管一次、二次分配,都是利益格局的變換。”國家發改委上述負責人對《財經國家周刊》說。
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龐雜局面:居民、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協調;居民中,包括高中低收入人群,其中又包含有城鄉間不同人群的關系;企業包括大中小型企業,大企業中又包括國有壟斷型企業;政府方面,則又包括中央與地方間關系,不同層級地方政府間關系,不同區域地方政府間關系。
“這次改革的阻力非常復雜,這也是(‘意見’)協調這么多年的原因。”楊宜勇認為,收入分配改革這樣大的命題,顯然不能靠中央一份文件就迎刃而解,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需要具體落實,而不是紙上談兵。
該動誰的奶酪
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已明,如今推進的艱難,正源于上述諸多關系之間利益分配的難以協調,牽一發往往動全身。“意見”會將提供一整套改革思路、舉措,但改革的每一步都勢必牽涉到現有利益格局的重構,阻力無處不在。
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為例。國際上普遍統計,最低工資相當于平均工資的40%到50%,中國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勢在必行。
然而,這勢必意味著企業成本增加,如果增長過快、短期增幅過大,就可能影響到企業投資信心,進而影響到就業。這就又要涉及到政府部門對企業如何減稅讓利,牽涉到政府部門財政收支的結構調整。
另一個改革方向,是采用集體協商談判的方式增加工人談判能力。這無疑提供了一個勞資雙方博弈的平臺,而平臺設定合理與否,游戲規則是否公平有效,都將直接影響到談判雙方利益格局的平衡,影響到這一平臺功能的發揮,需要謹慎有序推進。
“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體,還有壟斷企業和一部分企業主。”楊宜勇說。
這是因為,多年來政府部門一直缺乏合理有效調節過高收入的手段,在事實上造成高收入群體相當低廉的納稅支出。而今后,隨著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加強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加強個人收入信息體系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開征物業稅,低廉的納稅支出將成為過去。
另一方面,溫家寶總理在上述文章中明確提出,要堅決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具體內容包括,堵住國企改制、土地出讓、礦產開發等領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業賄賂。嚴厲打擊走私販私、偷稅漏稅、內幕交易、操縱股市、制假售假、騙貸騙匯等經濟犯罪活動,切斷違法違規收入渠道。加大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小金庫”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會團體和國有企業延伸。
同時,要推進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清理和規范工資外的各種津貼補貼、非貨幣性福利等。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深化政務公開,嚴禁國家機關和教育、衛生等事業單位以及供水、供氣、供電等企業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漲價,嚴厲查處官商勾結、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行為。要大力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從源頭上消除腐敗行為滋生的土壤。
所有這些,都將意味著對盤根錯節的舊有體制下灰色、黑色利益鏈的清理、切斷與消除,阻力、難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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