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左小蕾：中國應力推全球金融監管體制重建

2010年04月21日 02:28
來源：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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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體制的弱勢本幣而言，要遏制當前越來越激烈的全球膨脹的匯率投機行為沖擊本國經濟，匯率政策不能給出任何升值信號，尤其不能給出“漸進小幅升值”的信號。更深一層，中國應在G20等國際舞臺上，提出推進金融資本全球監管的有效方案，為經濟發展爭取到更寬松的、自由度更大的國際大環境。

左曉蕾

筆者昨天說，新加坡金管局宣布新幣升值，引發亞洲貨幣投機資金的大集結。今天要說，如果人民幣發出升值信號，等于發出全球貨幣投機資金的“集結號”

對于人民幣來說，最擔心的兩個問題，第一，境外“不可交割遠期市場”的大規模炒作，可能把人民幣升值的所謂“預期”不斷推高；第二，人民幣升值的加上加息的可能性，將吸引大量短期套利資金流入中國。這對現階段我們的流動性管理和資產價格調控是非常不利的。而資金套利后大規模流出中國，容易帶來恐慌性資本流出。在全球的風險交易沒有得到限制，投機性資本全球流動沒有得到有效監管之前，要保證經濟形勢的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可能是最優選擇。

千萬不要低估投機資本規模和投機行為的力量。投機人民幣的資金早就集結香港，日交易數萬億，空前活躍。近期短期外債大幅增加，不排除與布局人民幣匯率投機行動有關。為此，我們不但要注意投機資本的規模本身，而且還要注意當巨量資本向同一個方向運動所釋放的能量。

對于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體制的弱勢本幣而言，要遏制當前越來越激烈的全球膨脹的匯率投機行為沖擊本國經濟，最重要是匯率政策不要給出任何升值信號，尤其不能給出“漸進小幅升值”的信號。

政策發出升值信號，實際上是“兌現”匯率投機前期的所謂“預測”，而漸進小幅升值更無異于創造了無匯率風險的環境，將積聚和調動更大規模的投機資本押寶本來虛擬的升值“預期”。新元這次升值，實際效果便是極大地刺激了投機活動，對新加坡經濟，對整個亞洲經濟，都可能增加更多不穩定的因素。新元與人民幣還不可同日而語，人民幣的任何“一動”，都可能更大地刺激外匯投機，加劇對全球和中國經濟復蘇和穩定的干擾。

在匯率決策上，我們不能簡單套用經濟學中關于貨幣、匯率決資本的一些結論，特別是升值防止通脹，升值防止投機，升值防止資本流入等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結論的前提條件已完全改變。簡單套用這些結論，可能帶來出乎意料的被動結果。中國在上一輪“小步逐漸升值”以后，資本不斷流入，資產價格不斷膨脹，通脹水平大幅上漲至超過8%，兩倍于當時政府設置的通脹可承受的4%的經歷，足以從實證的角度警示我們簡單套用某些經濟結論的嚴重后果。

更深一層，中國在G20等國際舞臺上，要堅持推動金融資本全球流動一定要納入全球監管新規則的確立。國際金融市場的秩序是發達金融市場國家制定的，在金融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但金融資本的各自監管是最主要的規則和框架下，不論吸引資本流入平衡國際收支，還是金融資本帶來的風險收益，美、英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雖然金融資本的非理性膨脹帶來全球危機，美、英都在強調加強各自的監管，但堅決反對金融資本的全球監管，全力維護金融資本全球的投機行為，不僅在匯率市場上，而且在石油以及大宗商品市場上肆意扭曲商品價格的投機行為。

而在受到這次百年不遇危機的重大損失以后，以法國，德國為主的歐盟，不斷呼吁強調加強全球監管。如果這個“規則”被改變，對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是非常重要的。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一旦受到全球監管，就意味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不再是天經地義的，每個國家都可根據各自的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承受力，對金融資本進行必要的監管和限制。這樣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新秩序，將顛覆“華盛頓共識”的金融自由化核心內容。

資本的全球監管，等于給發展中國家設置一堵有效的防火墻，在推動國際化進程中，減少因限制高風險金融資本在全球流動而帶來的政治壓力。

對金融資本實施全球監管的根據是，金融資本與直接投資資本是完全不同的屬性。直接投資資本對資本流入流出方都有益，這得到國際貿易理論和實踐的證明。發展中國家對于直接投資資本有較大需求。但是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是否能帶來全球多贏，在理論上并沒有被證明，但金融資本的過度投機，在實踐上已被一再證明曾屢屢給地區和世界帶來極具破壞性的風險甚至危機。發展中國家并不需要追求高風險、高收益的金融資本的快速流進流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需要防火墻抵御資本大進大出帶來的風險和危機，漸進穩定地推動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發展。

發達金融體不遺余力推動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又百般阻撓對金融資本的全球監管，對于不斷被逼開放金融市場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產生巨大的風險敞口和危機。這是非常不公平的游戲規則。中國應該聯合法、德以及G20峰會中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以及所有具有同樣訴求的利益主體，提出推進金融資本全球監管的有效方案，推動全球金融監管體制的重建，以求得一個對弱勢金融主體更公平的全球金融新秩序，為中國經濟發展爭取到更寬松的、自由度更大的、不會動輒就受到逼迫和壓力的國際大環境。

(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